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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四 告子言性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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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一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暴,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独性善二字,理论未圆满。宋儒之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窥见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极口诋之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则由韩昌黎启之。

    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本是无稽之谈。此由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阅《五灯会元》一书,即知昌黎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意若曰:“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异,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之子思,转授孟子,故《大学》之言,虽与告子相同,亦不驳正。  昌黎为文,喜欢戛戛独造。伊川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昌黎之语,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不少破绽。

    程明道立意要寻“孔子传之孟轲”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忽然得之。请问明道

    所得,究竟是甚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明道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反举而归诸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此,其荆棘丛生也在此。  孟子言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徒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辈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说相合,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争点,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人性之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性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原书俱在,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谓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子谓性”章说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精确,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告子不知何许人,有人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二人交谊之深可想。其论性之争辩,也不过朋友切磋,互相质证。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心,力诋告子为异端,而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心引告子为同调,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言,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是伪书,作伪者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之说,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请问:所禀既有不善,尚得谓之本善乎?既本善矣,安用矫揉乎?此等说法,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宋儒谓人心为人欲,盖指饮食男女而言,谓道心为天理,盖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来,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则宋儒错了吗?曰不惟莫有错,反是宋儒是大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反看不出宇宙真理,惟其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证明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奔走,惟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语,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于食色二字,无一语及之,可见“食色性也”之说,孟子是承认了的。他对齐宣王说道:“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民同之,于王何有?”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之私。后儒则不然,王阳明传习录曰:“无事时,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扫除廊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律以孟子学说,未免大相径庭了。

    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廊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余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极有涵养的人,平日讲学,任如何问难,总为勤勤恳恳的讲说,何以门人这一问,他就动气,始终未把道理说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烧房子者是火,煮饭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之二物。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者,误天理为人欲,去人欲即伤及天理也。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此由阳明沿袭宋儒之说,力辟告子,把“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欠了体会之故。  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也未彻底。传习录载阳明之言曰:“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我们试拿孟子所说“怵惕恻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惟孟子所说恻隐二字,确非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原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躐等。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即神秀“时时勤拂拭”之说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即慧能“本来无一物”之说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灵,所讲的道理,几于六祖坛经无异。此由心性之说,惟佛氏讲得最精,故王门弟子,多归佛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诸人,后来也归入佛氏。佛家言性,亦谓之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师,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卒之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语,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每日“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之体,何为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即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性即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  吾国言性者多矣,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之得宜,皆可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  治国者,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之治水者,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会通观之可也。

    持性善说者,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者,主张法律绳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徒痒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示异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诋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粹然无疵。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法治世,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不料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明道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伊川)朱,一派为陆王。明道早死,伊川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见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见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乃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着,恶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的。惟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需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即成对峙之两派,是之谓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合得到告子所说“生之谓性”。达尔文学说,本莫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竞争不已,驯至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欲壑。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倡超人主义,谓爱他为奴隶道德,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因而产出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何至有此种流弊?

    中国之哲学家不然,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即截然止步,虽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欲世界文明,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夫一切制度,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即以宪法一端而论,美国宪法,算是制得顶好的了,根本上就有问题。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之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此乃政争上之战胜,非学理上之战胜,岂足为我国师法?据我们的研究,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制出来的宪法,自地主看之,则为地方分权,自中央看之,则为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自孟子看之,则为性善,自荀子看之,则为性恶。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者,聚讼纷如,莫衷一是,惟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的。他说:“生之谓性。”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律以马克思信徒“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也是合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现在的人,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之争执,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语曰:告子之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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