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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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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扫射的时候,拜伦正在路旁换轮胎。他和娜塔丽已经出了克拉科夫,正乘着这辆到处是锈的菲亚特出租汽车向华沙行驶,同行的还有班瑞尔-杰斯特罗、新婚夫妇、留胡子的小司机和他那胖得发蠢的妻子。

    德国人入侵的早上,克拉科夫有几处地方着火,硝烟弥漫。但德机的第一次轰炸,并没使这座雅致的城镇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在绚丽的阳光下驱车绕来绕去,找寻出路。因此,拜伦和娜塔丽虽然匆匆忙忙,但也好好地把城中著名的教堂和城堡以及那个象威尼斯圣马克广场一样宏伟的古老广场欣赏了一番。老百姓们并不惊慌,因为德国人离这儿还有五十多英里远。街上,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熙来攘往,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班瑞尔-杰斯特罗总算弄到了两张去华沙的车票,不管他怎么劝说,拜伦和娜塔丽都不肯拿这两张票,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送上了车,然后他又熟练地把他们从一个营业所带到另一个营业所,穿过一些小巷和平时不用的大门,想法子把他们平安地送走。他好象谁都认识,而且很自信地办这件事,即便这样,他还是没能把拜伦和娜塔丽送出去。空中交通已经停止。罗马尼亚边境宣布关闭。往东到俄国、往北到华沙的火车,仍然没有一定开车的时间,人们扒在火车窗口,或者吊在火车头上。再有就是走公路。

    留胡子的出租汽车司机扬克尔和他妻子是班瑞尔的穷亲戚,他们哪儿都愿意去。班瑞尔设法给他弄到一个官方证件,免得汽车被征用,但是扬克尔不相信这样的证件能用多久。他妻子坚持先把车开到她家,把所有的食品、铺盖、厨房用具都打点在一起,用绳子捆在汽车顶上。班瑞尔考虑,这两个美国人最好还是先到华沙的使馆去,那儿离此地有三百公里,要比冒险冲到边境去遇上德国军队强。因此这临时凑成的一伙人就出发了:七个人挤在一辆生了锈的旧菲亚特里,车顶上床垫子啪哒啪哒地拍动,几个铜锅有节奏地叮当作响。

    夜间他们停在一个镇上,那里杰斯特罗有几个熟悉的犹太人。他们饱餐一顿,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黎明时又上了路。他们前面这条狭窄的柏油路上,挤满了步行的人和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孩子、家具和呱呱乱叫的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些农民赶着驮了家当的驴子或几头哞哞叫着的母牛。行军的兵士们不时把这辆汽车逼到路边。一队骑兵开过,他们都骑着高大的花斑马。风尘仆仆的骑士们一边行进,一边聊天;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的汉子,钢盔和马刀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们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一边用手捻着胡子,以那种好脾气的轻蔑目光瞟着散乱的难民。一连步兵唱着歌走了过去。尽管爬上了头顶的太阳火辣辣的,但是这么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成熟的玉米的芳香,使得这些赶路的人感到挺舒服。在这条穿过黄橙橙庄稼地的又长又黑的大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战斗部队的时候,一架孤零零的飞机突然从天空俯冲下来,沿着这条大路低飞,发出了哒哒、哒哒的猛烈响声。这架飞机飞得很低,拜伦都能看清上面的号码、黑十字、A字和固定的粗笨的轮子。子弹打到人身上、马身上和车上的家具什物及孩子们的身上。拜伦觉得一只耳朵热辣辣地刺痛,不知不觉地晃了几晃,就摔倒在地上。

    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睁开眼睛,坐起来。衣服上的血吓了他一跳——都是大滴鲜红的血迹;他觉得有种热乎乎的东西滴到脸上。娜塔丽正跪在他身旁,用一块湿透的红手绢擦他的头,他记起了飞机的事。路对面,那个哭着的小姑娘抱着一个男人的腿,眼睛盯着一个躺在路上的女人。她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反复地喊着几句波兰话。那个男人是个淡色头发的波兰人,赤着一双脚,衣衫褴褛,他用手抚摩着孩子的头。

    “那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什么?”

    “不要紧吧,拜伦?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晕。那个女孩儿在说什么?”

    娜塔丽看起来有点怪,她的鼻子好象又细又长,头发蓬乱,脸色发青而且满是灰尘,唇膏已经蹭掉了,额头上还沾着拜伦的一点儿血。“我不知道,她发疯了。”

    班瑞尔站在娜塔丽身旁,捋着胡子。他用法文说:“她不停地说,‘妈妈多么难看。’”

    拜伦站起身来,一只手撑着汽车发热的挡泥板,两个膝头使不上一点劲儿。他说:“我觉得没事儿了。伤口怎么样?”

    娜塔丽说:“我说不好,你的头发太厚了,可是流了不少血。最好把你送到医院去,缝几针。”

    司机也急忙把刚换的轮子上的螺钉拧紧,冲着拜伦笑了笑,汗珠从他苍白的鼻子和额头上滚到胡子上。他妻子和那对新婚夫妇站在汽车的影子里,神色惊慌,眼睛望着天空、大路和那哭叫的小姑娘。一路上,许多受伤的马抬起后腿跳着、嘶叫着,翻倒的大车上摔出来的家禽被大嚷大叫的孩子们追得慌慌张张地乱跑。人们弯着身子照护受伤的人或是把他们抬到车上,激动地用波兰语呼喊着。晴朗的天空中,灼热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

    拜伦摇摇晃晃地向那个哭叫的小女孩走去,娜塔丽和杰斯特罗跟在后面。孩子的母亲仰面躺在地上,一颗子弹正打中她的脸,她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倒丝毫没受伤,所以这个鲜红的大窟窿看起来就格外吓人。班瑞尔和那位父亲交谈,这个男人的面孔憨厚而柔和,长了一把浓密的黄胡子。他耸耸肩膀,把小女儿搂得紧紧的。扬克尔的妻子走过来,拿给孩子一个红苹果,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她接过苹果就啃起来。那个男人在死去的妻子身边坐下,盘起那双赤裸着的脏脚,开始喃喃自语,在身上画着十字,一双鞋还挂在他的脖子上。拜伦头晕得厉害,娜塔丽扶他上了汽车。他们继续前进。杰斯特罗说,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个不小的城镇,到那儿后他们可以把路上有人受伤的事告诉当局。新娘子脱掉了结婚礼服之后,就成了一个戴着深度眼镜、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哭起来,推开那个面无血色的丈夫,把脸埋到司机妻子的怀里,整整哭了一路,直哭到城里。

    这座城镇没遭到破坏,教堂旁边那座用红砖建造的医院安静并且荫凉。听完杰斯特罗的叙述之后,几个护士和修女就坐上一辆卡车出发了。拜伦被带进一个粉刷得很白的房间,屋里满是外科设备和嗡嗡叫的苍蝇。一个穿白外套和带补丁帆布裤子的胖医生给他缝合了头上的伤口,剃掉他伤口周围的头发比挨这几针还难受。他出来的时候,劝娜塔丽也去把膝盖包扎一下,因为她又瘸了。

    “哦,去他的吧,”娜塔丽说,“走吧,扬克尔说咱们今晚还能赶到华沙,到那儿我再包扎。”

    因为医生给他吃了一匙止痛药,再加上疲倦和惊吓,拜伦打起盹来。他醒过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红砖建造的车站附近一个宽阔的鹅卵石广场上,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截住了这辆汽车。车站和一列货车都着了火,火苗和黑烟从窗口滚出来。广场附近的几幢建筑物都炸成了瓦砾,或是遭到了毁坏。有两幢房子在燃烧。人们聚集在商店周围往外递商品,把东西运走。拜伦意识到这是在抢劫,不免大吃一惊。广

    场的另一边,人们正从马拉的救火车上往着火的车站压水(这种救火车拜伦只是在过去的无声影片里见过),一大群人在旁边观看,就象在和平时期瞧热闹一样。

    “怎么回事儿?”拜伦问。

    两个士兵中间,那个金色头发、红红的方脸上长着小脓疮的大个子年轻人走到司机的窗口。士兵、扬克尔、杰斯特罗三个人用波兰话谈起来。这个兵一直带着一种特别让人不舒服的柔和表情微笑着,就象他是在对几个他不喜欢的孩子说话似的。他那位骨瘦如柴的同伴走过来,隔着黄玻璃瞧着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不停地咳嗽。他对那个大个子谈起话来,好多次都管他叫卡西米尔。这时候拜伦才懂得,Zhid就是波兰语的“犹太人”,在他们的谈话里Zhid常常出现。卡西米尔又对司机讲起来,有一回,他还把手伸进来摸了摸司机的胡子,然后又猛地拉一下,显然是因为司机的答话惹火了他。

    杰斯特罗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嘀咕了几句,瞥了拜伦一眼。

    “他说什么?”拜伦问。

    娜塔丽低声说:“他说,波兰人有好有坏,这些个波兰人坏。”卡西米尔拿枪比画了一下,命令所有人下车。杰斯特罗对拜伦说:“他们要我们的车。”

    拜伦头痛得要命;一颗子弹划破了他的耳朵,那块破皮的地方火辣辣的,一跳一跳,比头上针缝的伤口还疼;另外,这两天来尽吃剩东西,喝脏水,所以觉得身上隐隐地抽痛;而他刚才吃的药还在起麻醉作用;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试着和那个红脸家伙谈谈,他好象是负责的。”他说着就下了车。

    “喂,”他朝那两个士兵走过去,“我是美国海军军官,现

    在正回华沙的使馆去,他们在那儿等着我。这个美国姑娘——”他指了指娜塔丽说——“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是拜访她的家属来了。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听见这些英语,又看到拜伦头上沾满血迹的厚厚的绷带,士兵们皱起了眉头。“美国人吗?”大个子问。靠在车窗口上的杰斯特罗把拜伦的话翻译了。

    卡西米尔搔了搔下巴,把拜伦上下打量一番,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他冲着杰斯特罗讲话,杰斯特罗颤抖着把他的话译成了法文。“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愿意娶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你的话。”

    “告诉他,要是今晚我们到不了华沙,美国大使就会采取行动寻找我们。如果他不相信,我们就一块儿去给使馆打个电话。”

    “护照,”当杰斯特罗把话译完之后,卡西米尔冲着拜伦说。拜伦递过护照。这个士兵看着护照的绿色封皮上面的英文、照片,接着又看看拜伦的脸。他对那位咳嗽的伙伴说了些什么,然后走了,招呼拜伦跟着。

    “勃拉尼,别去,”娜塔丽说。

    “我就回来。所有的人都要保持镇静。”

    那个矮个子兵倚在汽车的挡泥板上,又点上一支烟,拚命干咳了一阵之后,咧开嘴冲着娜塔丽傻笑。

    拜伦跟着卡西米尔走上一条小路,进了一幢石头造的两层楼建筑物,外面挂着官方布告和招贴画。他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卡西米尔走了进去,过了大约十来分钟,他又探出脑袋,招呼美国人进去。

    靠窗户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显然是个军官。他面前放着那份打开的护照。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在这间狭窄、肮脏的屋子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

    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又点上了一支。他拚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他说,即便这些都是真话,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很容易被抓去枪毙。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答话记下来,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

    “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军官耸了耸肩膀。

    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这样简直没法动脑子,特别是用德语,而且眼睛也发花了。“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您凭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而这个士兵又凭什么权力要弄走我们的汽车?”

    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甭管我是谁。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

    “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找政治秘书莱斯里-斯鲁特,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开始在文件上签字,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把他推到门外,带他回到汽车那儿。

    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街上充满弄湿的焦木头气味。抢劫结束了。警察们站在遭难的商店前面。三个女人的脸隔着车子的黄玻璃,紧张地看着拜伦。卡西米尔的同伴刚才又是敲玻璃,又是冲着新娘子眨眼睛,吓得她躲开了窗口。现在卡西米尔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

    拜伦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娜塔丽,她又用意第绪语对其他人说了一遍。杰斯特罗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城里的一个朋友家过夜。拜伦坐到驾驶盘后面的时候,扬克尔显得很高兴,又回到后排,坐在妻子的身边。

    在班瑞尔的指引下,拜伦驾车向一个十字路口驶去。路口有个大箭头,指向左边一条从一片堆满了一捆捆玉米秸的田地中穿过的大路,上面写着:华沙,95公里。杰斯特罗叫他向右拐,驶上一条经过许多小房子、通向一个没油漆过的木头教堂的路。可是拜伦却换了档,把车向左一拐,向田野里驶去。“倒回去可不是好事情,”他对娜塔丽说,“咱们最好是继续前进。”

    娜塔丽嚷道:“拜伦,停下来,别发疯了!没有护照你没法从这些人中间过去。”

    “问问班瑞尔他怎么看。”接着是一阵子意第绪语的谈话。“他说,这样你太危险了。往回开吧。”

    “为什么?要是碰到什么麻烦,我就说在一次轰炸的时候,护照丢了,我头上还留了这么个窟窿。”拜伦把加速踏板踩到底,这辆超载的噔噔响的老菲亚特达到了最高速度,大约每小时三十英里。头顶上的锅儿、盆儿叮当直响,拜伦不得不喊着说话:“问问他,对你和对其他人来说,离开这儿是不是最安全。”

    他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打起盹来,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显得很疲倦,而且发灰。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这九十五公里。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拜伦觉得真象部史诗,要是他能活下来,一定要讲给儿孙后代听。但是后来,这种事太多了,所以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五天历程,不久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淡漠记忆:一次,汽车的水泵坏了,害得他们在森林中一条偏僻无人的路上耽搁了半天,最后拜伦头晕眼花地带病把它修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能使用了;由于油箱漏油,他们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多买了些汽油;有一晚上他们在一片干草地过夜,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新娘突然不见了,花了好长时间去找她(她闲荡到另外一个农场,在一个马厩里睡着了);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男孩子,大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都在路边睡觉,他们讲了一段弄不清楚的经过,说是从一辆卡车上掉了下来的,然后坐在菲亚特吱吱响的引擎盖上的木条上,走完了通往华沙的最后三十公里。这一切他都淡漠了,但他始终没忘那会儿他肚子是多么难受,害得他老往灌木丛里跑,窘迫不堪;还有,娜塔丽尽管越来越脏、越来越饿、越来越累,却还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高高兴兴;特别是,使他永远忘记不了的,是他胸前口袋上的那个洞,那原是他放护照的地方,现在这块地方似乎比耳朵和脑袋上的伤口都跳得厉害,因为他知道,这会儿波兰的军官可以下令把他拉去枪毙,而士兵们是会执行的。在杰斯特罗的指点下,他开着车子避开城镇,在偏僻的石路、土路上绕道行驶,尽管路程加长,使这辆快散架的汽车坏得更厉害。

    他们在寒冷的黎明,来到了华沙的城郊,在成百辆的马车中间慢慢地往前挪。在留着麦茬儿的所有田地里,女人、孩子和驼背的白胡子老人都在挖战壕,用乱缠的铁丝堆起反坦克障碍。一簇簇的建筑物衬着粉红色的东北方地平线,看起来真象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司机的大块头妻子,身上发出的气味越来越象一头热坏了的母牛,她白天黑夜地挤着娜塔丽,亲热极了,这个姑娘还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感到过这种亲密劲儿;她拥抱娜塔丽、吻她、疼她。这辆呜呜作响、叮叮当当的汽车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美国使馆。那两个男孩子从引擎盖上跳下来,从一条小路跑了。“走吧,快点儿进去,”蘑菇贩子用意第绪语对娜塔丽说,一边走出汽车吻她,“要是有可能,以后再来看看我。”

    当拜伦说“再见”的时候,班瑞尔-杰斯特罗简直不愿意放开他的手。他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拜伦的手,真挚地望着这个青年的脸说:“Merci.Millefoismerci①.一千次地感谢你。美国要拯救波兰,是吗,拜伦?拯救全世界。”

    拜伦大笑起来。“这可是个重要的命令,但我一定转达,班瑞尔。”

    ①法语:谢谢。一千次地感谢你。

    “他说什么?”班瑞尔问娜塔丽,仍然握着拜伦的手。她一翻译出来,班瑞尔也大笑起来。然后,他象只狗熊那样地拥抱了拜伦,很快地轻轻吻他一下,使拜伦十分吃惊。

    一个海军陆战队兵士孤零零地站在紧闭的使馆大门口守卫。沿着黄色的灰墙,垒着一排灰色沙袋,难看的X型木条使窗户变了样,在红瓦的屋顶上画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很怪,但是更怪的倒是排长队的人们不见了。除了那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没人站在外边,美国使馆不再是个避难所或逃跑的出口了。

    那个卫兵听了他们的话,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带着疑惑表情的红扑扑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是的,小姐,斯鲁特先生是在这儿,他现在负责。”他从钉在门上的金属匣子里拿出电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娜塔丽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拜伦也抚了一下他那头长得又密又硬的红头发,他们俩都笑起来。斯鲁特从使馆国徽下宽阔的台阶跑下来。“嘿!天啊!见到你们真高兴极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娜塔丽,吻了吻她的脸,同时眼睛盯着拜伦头上血迹斑斑的脏绷带。“怎么啦?不要紧吧?”

    “没什么。有什么消息吗?法国和英国参战了没有?”

    “你们消息这么不灵?他们先是骂了希特勒三天,要他识相点儿,把部队撤出波兰,到星期天就宣战了。从那以后,他们除了散发传单之外,我没看到还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吃了一顿有火腿、鸡蛋的美味早餐,这是几天以来他们吃的第一次热饭,然后,就把他们的经历讲了一遍。拜伦觉得,他那拚命折腾的肚子对这顿纯粹少年人的饭食,倒挺对劲儿,吃下去就不闹了。他和娜塔丽是在大使宽大的办公桌上吃的这顿饭。轰炸一开始,华盛顿就把大使和大部分使馆人员都从波兰召回,斯鲁特是三等官员里唯一的单身汉,所以就被选中留守。这位外交官听说拜伦把护照扔掉了,简直吓坏了。“我的天,伙计,这个国家是在打仗呀!你没给抓去坐牢或者枪毙真是万幸啊。虽说你在这儿到处乱转确实有真正的原因,可要把你说成是个德国间谍,似乎更合情理一些。人家也难以相信你们俩是一对儿。你们这么侥幸,也使人难以相信。”

    “而且也脏得使人难以相信,”娜塔丽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正赶上了,亲爱的。目前可离不开波兰了。德国人正在蹂躏波兰的农村,狂轰滥炸。我们得给你们在华沙找个地方住下,等到,嗯,等到局势有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同时,你们也得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躲炸弹。”斯鲁特对着拜伦摇了摇头。“你父亲正为你担心呢。我得给他打个电报。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斯德哥尔摩联系。他可以告诉埃伦-杰斯特罗,说娜塔丽至少是找到了,还活着。”

    “我可太想洗个澡了。”娜塔丽说。

    斯鲁特搔了搔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从桌子上溜过去。“我已经搬到这儿来了。你就用我的房间吧。在一楼,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个挺深的地下室。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有自来水,我们还有电。”

    “拜伦怎么办?”拜伦说:“我可以去览理会招待所。”

    “那儿挨炸了,”斯鲁特说。“前天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人都搬出来。”

    “要是他和我住一起,你会在意吗?”娜塔丽说。

    两个男人都吃了一惊,而且显得很窘。拜伦说:“我想我母亲会反对的。”

    “哎唷,还象小孩儿那么哭哭啼啼,拜伦。就凭咱们那会儿一块儿老往树丛里跑,还有其他那些事儿,我不知道,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转向斯鲁特说:“他真有点象我忠实的亲弟弟。”

    “你别信她的话,”拜伦烦躁地说,“我可是爱发火的野兽。这儿有基督教青年会吗?”

    “瞧,我倒不在乎,”斯鲁特说,说话的口气显然缺乏热情。

    “客厅里有张沙发。由娜塔丽决定吧。”

    她抓起钥匙。“我想先洗个澡,然后睡它几天——它炸它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波兰,莱斯里?”斯鲁特耸耸肩膀,清了清嗓子,然后笑起来。“谁知道?希特勒说,要是波兰人不投降,就把华沙炸平。波兰人叫嚷说,他们已经把德国军队赶回去了,正在向德国挺进。这可能是胡说。据斯德哥尔摩电台广播,纳粹已经突破了所有战线,一周之内就要包围华沙。这儿的瑞典人和瑞士人正想法为中立国侨民越过德国战线谈判安全通行。咱们或许都得用这个办法离开。这件事办成之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儿。”

    “那么说,我们到华沙来是干了件聪明事儿。”娜塔丽说。

    “你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化身,娜塔丽。”

    无轨电车弯来弯去地在住宅区窄小的街道驶过,拜伦和娜塔丽看到,这里遭到的破坏比克拉科夫严重得多——炸毁或烧坏的房屋、人行道上的弹坑,偶然有一条堆满瓦砾的街道用绳子拦住——但是总的说来,华沙看起来还是跟和平时期差不多,尽管这个和平时期离现在不到一个星期,却好象已是另一个时代了。德国人威胁说要消灭波兰,就算它能办到,至少目前还没发生。其他的乘客对拜伦头上的绷带和满脸胡子并不注意,他们有几个也缠着绷带,大部分男人的头发也都象刺猬似的,整个车厢里都是人身上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

    他们一下车,娜塔丽就说:“啊,新鲜的空气!咱们身上管保也是那个味儿,也许更难闻。我得马上洗个澡,不然真要疯了。在路上的时候我倒不在乎。现在就是再等一分钟,我都受不了。”

    一缕缕的阳光,穿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来,使斯鲁特的住宅变成了一片若明若暗的安静绿洲。摆在客厅里的书籍,使房间里有一种尘埃满布的图书馆气味。娜塔丽拨动电灯开关,显然她对这儿挺熟悉。“要先洗洗吗?”她问。“我一进那个澡盆,几个小时之内就别想让我出来。这儿只有凉水。我要烧点热水。但我不知道。也许首先你得去找个医院,把你的头检查一下。”

    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挺滑稽。他们俩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好了,趁着咱们俩都还带着臭味儿,”娜塔丽喘着气说,“过来,”她用胳膊搂住了他,吻了一下。“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为了保护几个呆头呆脑的犹太人,连护照都不要了。”

    “我的头没事儿。”拜伦说。尽管他们俩都又脏又累,可是姑娘的嘴唇和他的嘴唇一接触,就象鸟儿的歌声和鲜花一样。“你烧水的时候,我先梳洗一下。”

    他在刮脸的时候,她把一铁桶一铁桶冒热气的水提进浴室,倒进有裂痕的发黄的澡盆里,嘴里哼着一支肖邦的波兰舞曲。中午的新闻节目之前,总是先播这段音乐。拜伦只听得懂它的几个地名:从西部和南部边境离华沙不到一半路远的几个小镇和城市。

    “我的天,你的脸多苍白啊,勃拉尼,”她说,细看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因为用的是冷水,划得一道一道的。“又多么年轻!我老是忘了你还是个孩子。”

    “哎呀,别太夸张了。我都从研究院毕业了。”拜伦说,“难道这不是成年人才干得出来吗?”

    “出去。我要跳到澡盆里去了。”

    约莫半小时以后,外边清清楚楚地响起了空袭警报声。拜伦正在沙发里,拿着本旧的《时代》杂志打盹儿,他猛地醒过来,从手提包里拿出望远镜。娜塔丽从浴室里走出来,脸上红扑扑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身上裹了一件斯鲁特的白色厚绒布浴衣。“咱们要去地下室吗?”

    “我先去看看。”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汽车,没有人。拜伦在门口,用肉眼仔细察看天空;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飞机。机群钻出一片白云,穿过散散点点的黑烟,慢慢地移过天空。他听到了远处呜隆、呜隆的闷响,象是没有回音的雷声。他走到人行道上,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时,响起了一阵哨声;大街上,有个带白钢盔、白臂章的矮个子男人正生气地向他摆手。他又退进门洞,用望远镜找到了飞机:这是些黑色的飞机,比那架打伤他的飞机大,是另一种粗大的形状,但漆着同样的十字和A字图案,机身特别长,在望远镜彩虹般的框子里,看上去有点象小型飞行货车。电停了,娜塔丽借着烛光在门厅里的一面镜子前梳头。

    “怎么回事?在轰炸吗?”

    “在轰炸。它们不是往这边来,我看到飞机了。”

    “算了,我想还是别回到澡盆里去好。”

    咚咚的响声更大了。他们俩坐到沙发上,抽着香烟,你看我,我看你。

    娜塔丽声音颤抖地说:“这可真象夏天的大雷雨冲着你来了。我以前可没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儿。”

    远处传来的哨声越来越响,突然轰隆一声,把房子都震动了。不知什么地方玻璃震碎了,哗啦啦的一大片。姑娘尖叫一声,但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近处又是两声爆炸,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街上声音嘈杂,吵嚷声、尖叫声和砖墙倒塌的声音,透过百叶窗传进来。

    “勃拉尼,咱们要不要跑到地下室去?”

    “顶好坐着别动。”

    “好吧。”

    这是最厉害的了。后来又咚、咚地响了一阵,有的离得远,声音小点儿,有的比较近,但是不再使人从空气中、地板上和牙齿里都感觉到了。它们渐渐消逝。外头大街上,响起当当的钟声,石子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拜伦拉开窗帘,打开一扇窗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到街上两幢被炸起火的房子。人们围着炸散的瓦砾堆和着火的残屋转来转去。把一桶桶的水浇到熊熊的大火之中。娜塔丽站在他身旁,咬着嘴唇。“这些可恶的德国杂种。哎呀我的上帝,勃拉尼,你看,看!”人们开始把断了气的人从阵阵烟雾中抬出来。一个穿黑色胶皮上衣的男人,手里抱着一个两条胳膊向下耷拉着的孩子。“咱们不能帮帮忙吗?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一定会有志愿队的。娜塔丽,中立国人员可以参加护理、抢救、清扫。我会去打听的。”

    “看这个我受不了。”她转身走开了。娜塔丽-杰斯特罗光着脚没穿高跟鞋,矮了一二英寸,身子裹在一件太大的浴衣里,没擦粉的脸朝上仰着,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上去年轻了些,也没有往常那么倔强了。“离得那么近,很可能把咱们俩都炸死的。”

    “下次再听到警报响的时候,咱们或许应该钻到地下室去,现在我们知道了。”

    “都是我害你的。为了这我心里一直不安。你在柏林的父母亲一定都为你愁病了,而且——”

    “我们家里都是海军,这些都司空见惯了。至于我自己,觉得挺好玩儿。”

    “好玩儿?”她皱起眉头瞪了他一眼。“真活见鬼!别说孩子话了。”

    “娜塔丽,我从来还没有过这样激动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信我会给炸死。要命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

    “拜伦,就在刚才这半小时里,可能已经有几百个人死在那儿了!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从房子里拖出来的那些孩子吗?”

    “我看见了。你瞧,我的意思是——”拜伦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说过他的意思是觉得挺好玩儿。

    “这么说可真蠢,真麻木不仁。德国人才会说这种话。”她把浴衣裹了裹紧。“好玩儿!莱斯里觉得我神经有点儿怪,你才是真怪呢。”她对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就大步往浴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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