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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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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声音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里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对她的叔叔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予以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一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上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制造他们的一切损害,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他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做《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列克①和帖木儿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化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怎样,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象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之中,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①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一三六九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②阿拉列克(370-410),西哥特王,曾在纪元四一○年攻破罗马城。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作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象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象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毡包裹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Rx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的话越来越激动,逐渐达到高xdx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的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只手指头抚顺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一杯雪利酒。你也来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千万请你别说了吧。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由衷的歉意。”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决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一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在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嘴,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个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的改变宗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对他都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个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庭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词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象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在她的内心深处不自觉地隐略起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照旧是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象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唇上皱起一片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

    “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跟我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象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子、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象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楣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话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来象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向他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向你们奉劝一句需要警惕的话,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一噘嘴,用一个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下眼睛向娜塔丽打量了一下。“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替她设法——”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必得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象他们的领袖那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更要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嘎嘎地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个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嘴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小巷,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个胡同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拚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来好象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穿上假军人伪装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之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下,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奇怪的倒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他们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样就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去取出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段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站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一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不费麻烦就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过的那个《时代》周刊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象是最可怕的恶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别的还有什么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个时候,可能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大的声音说。

    “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儿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的呼吸都有点透不过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底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勒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件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于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作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个可能性。这句话把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一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用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咱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做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只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一旦你上了船,你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象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象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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