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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海上来:全文阅读/正文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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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二年的一月,华盛顿飘着雪,阴湿入骨,一个难熬的冬天。(本文摘自:www.SiDaMingZhu.com)瑞荷独自从外边回来,他的手笨拙得怎么也捉不住钥匙,弄了半天也打不开公寓门,不禁骂了一声该死。总算开了门,钥匙还插在锁眼里也不管,他就急急忙忙进屋拆信,一面找眼镜。瑞荷一个月前在从美国西岸独自搬回东岸的半路上中风复发,现在行动还有些迟缓吃力。

    信是张爱玲写的:“瑞荷亲爱的,今天收到你的新年贺卡,还有我写给霏丝的第一封信也被退回来了,邮戳日期是十一月四号,再寄给她得花十八块港币,还要坐巴士,所以我打算自己把信带给她。”霏丝是瑞荷的女儿,张爱玲希望能和她相处愉快,毕竟自己也曾在继母手下生活过,虽然同病未必相怜,但总应该做些努力。

    瑞荷终于收到张爱玲的信,他既高兴又松了一口气,窗外雪纷纷地下着。他反复读着信,猜测着张爱玲写信时的情景。

    张爱玲是坐在香港小旅社房间的地上,拿床当桌子来写信。窗外是另外一栋大楼的背脊,遮住了所有的阳光。房间阴暗狭小,可以听见远处汽车喇叭声,警笛声,邻居的麻将声,喧闹的广东大戏声,电视节目、吵架骂人的声音,乱哄哄地搅在一锅里。而张爱玲在这样的境地里却可以对瑞荷问这样写意的问题:“看来你这个新年过得不错!你穿什么颜色的灯心绒衬衫呀?”

    洒脱之后仍然是现实的问题,张爱玲一向擅长让这两者互不干扰:“你切记,要找一个小一点,便宜一点的房子,可以没有家具,但不要爬太多楼,厨房可以分出去,最好有一个像样的厨房工作台。”

    这时,旁边大楼有人从上层砸了东西下来,下面的人叫骂,上面的人也回骂。张爱玲只抬了一下眼,不感兴趣,她小小的英文字,像串珠子一路往下滚:“总之,我相信我们的好运气会在六三年的下半年开始,但我现在每天还在为该怎么度过六二年而失眠!我恐怕要从纽约转机回华盛顿,我甚至在想该不该去一趟彼得堡,把那口箱子搬到华盛顿。那儿还有些东西可以变卖,但我一想到花的旅费恐怕还要超过能卖的价钱,又打消了念头!你当初如果按照我说的把东西都编号,现在要托人替我们运来,也还有可能!我期待着三月就能回去和你团聚,如果我能订到二月三十号的机票。”

    瑞荷看到这里微微蹙眉,他笑着摇头,知道张爱玲犯了糊涂,她怎么可能二月三十号这天回来?”

    张爱玲在信里继续说:“为了我们俩,随后的六个星期尽量过得高兴点。如果你还在担忧自己的病,就会毁掉所有的好心情。吻你的耳朵,它们还在你吃饭的时候扇动吗?这些天你吃什么?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Eileen”

    瑞荷把信折叠成小方块,握在手心里。他想念她,忍受着等待的煎熬。窗外的冬雪,使他想起五年前的三月,一样的雪季,他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认识爱玲的情景:

    他拿苹果引鹿,张爱玲踽踽从树林间走来时,她的惊奇和欢喜……

    他和张爱玲在树林漫步,高谈阔论,他把张爱玲的手放进自己衣袋里……

    张爱玲在滑雪板上迎风,开怀地笑……

    张爱玲在火车站送他,戚戚的眼泪……

    他真的爱这个女人,却无力保护她,必须让她孤身在外,为他们的生计奔波。

    张爱玲撑着伞站在香港天星码头渡轮上,隔水遥望对岸。她重返亚洲,为了筹措旅费返美,滞留在香港。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整整十年。她望着身旁,仿佛可以看见三十岁的她正与自己比肩而立。那是一九五二年她刚刚离开中国时,同样的渡轮上,她望着海水,彼岸在苍茫的云雾中,仅有一线微微起伏的轮廓。然而她的未来是连轮廓也没有,她甚至不知道她会去到美国,会在那里认识一个男人,并且与他结婚。

    她走到甲板上坐下,掏出笔来写下她此刻的心情,写在一张没用的楼房招租广告纸上,她节俭的天性在异国,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愈加鲜明。她听见有人吹萨克斯管,那是一个正在旅行的美国男孩,那海水的咸味,萨克斯管的声音,把她带进了第一次搭天星码头渡轮的记忆。

    那年她才刚过二十岁,和炎樱一起搭渡轮。湿热的夏风,青春的生命,她有更多更多的未知,却也有更远大的希望,海水对她来说是无穷尽的明天。她刚从窒闷的家庭里挣脱飞出来,松开胸膛,终于吸到一口青春甘甜的空气。炎樱在她身边只是随着音乐扭臀歌唱,那身影张爱玲也还记得。

    如今她站在这里。二十年,她仿佛是一口气就来到了这儿,时间之于她始终是一种无名的忧患,二十年这样匆匆。她仿佛曾经实践了一小部分的希望,但大多数的时间她都在营谋生活,忧虑未来。直到此刻她三度重返香港,这忧虑仍然没有摆脱,甚至更深重。因为此刻不光是她自己一个人,她心头还必须记挂她贫弱的丈夫瑞荷。

    瑞荷在图书馆一角读她的信,脸上有些不以为然,有些惟命谨遵,仿佛妻子在面前絮絮叨叨地跟他讨论家务事:“瑞荷亲爱的,收到你的信和房子的蓝图让我很开心,那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房子。昨天我已经写完《红楼梦》剧本的第二部,我的眼睛因为太长时间的工作又开始流血!宋淇说他对《红楼梦》太了解,所以他不能决定我的剧本,必须交给他们那位没读过《红楼梦》的老板来做决定!为了我们下半年的生活,我决定等到三月十六号,但是到那时候情况也许和现在一样,我不可能在剧本一通过就马上拿到钱,去付我的飞机票。

    亲爱的,一想到还要继续下去整个月的沉闷和孤独,我就垂头丧气,那使我可怕地变老了。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知道我们的家在等着我。不过别为房子添置任何东西(日常花费除外)。你知道多置一样东西都会打乱我的预算——也许除了一只二手的玻璃水果榨汁机。我急需的有,一套外出服,另外一套夏天的外出服,一件家居长袍,以及一副眼镜——不超过七十块钱,可是要等两个星期,这意味着我得预付费用。我提过把母亲的箱子从彼得堡运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感情,而是想在华盛顿变卖里面的东西,好补助我们的生活。不过这还能等。高兴点,可爱的家伙。吃些好东西滋养自己。你的热情让我很快乐,我似乎还能看见你像只大玩具熊一样坐在地板上,在乔的电炉前。给你我所有的爱。Eileen”

    瑞荷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好极了,她喜欢我描述的公寓!只是她被那部香港电影缠住了,不得不等着拿到钱。她已经很累了!又孤单又疲倦,想回家,最迟三月中。这信好像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无论是收到爱玲的信还是寄信给她,都是一种快乐。”瑞荷蹒跚的步伐因为有张爱玲的来信而显得有活力,他在等他心爱的妻子回来。

    可是瑞荷一时的心血来潮几乎让张爱玲招架不住,她匆匆忙忙地写回信,打消他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千万不要来纽约接我,我说过我没有兴趣到纽约玩,我只想住在那里!特别是现在的情况,我一听到你要陪我在那里过几天好日子,我就快要心脏病发作,当然我想到的是钱!我的脚和小腿因为挤在飞机狭窄的座位里肿胀,到现在还没有退,我需要一双大一点的鞋子,但我想等到农历年打折的时候再去买!我和宋淇借了点钱,这真是难受的事,我不愿意这样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纽约的事,就别提了!我现在只狂想着六三年好运是和我明年春天完成《少帅》这部小说的计划有关!事情往往不是现在便是永远都不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充满写作的情绪!无论如何,请相信我的直觉,我们会有美好的前景!”

    张爱玲计划中的美好前景始终没有到来,老朋友宋淇的态度使她显得困惑而苦恼:“瑞荷亲爱的,宋淇今天找我,带着怒气,态度冷峻,他们认为我为了赶时间,交出来的剧本太草率,好像我欺骗了他们!宋说在我走之前他们会付给我新写的那一个剧本的钱,言下之意是我为《红楼梦》写的上下两个剧本的钱,他们不会给我!我说我愿意在回美国之后重新修改,他也没有表示意见。他们担心邵氏公司会抢先拍摄《红楼梦》,似乎有意要放弃这个案子,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被笼罩在这不确定的痛苦中——这是我付出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和为下半年生活的奋斗!我还欠他们几百块,是我在这里看病的花费,我原本想用《红楼梦》的钱来还!”

    张爱玲的痛苦只能在信中,在万里之外向丈夫倾诉,她的身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能安慰,连自己的身体也背叛了她:“我失眠!我的眼睛又开始流血!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幸好船公司的退票钱有着落,我可以付清我的回程机票钱。亲爱的!当我在失眠的夜晚,一个人独自站在屋顶上,想到这整个世界竟没有人能让我倾诉,不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到我在这里孤立无援的心情!我爱你,爱玲!”

    霏丝陪瑞荷到机场,接铩羽而归的张爱玲。瑞荷痴痴地望着出关口,手里还拿着花,霏丝则是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终于张爱玲出来,瑞荷上前拥抱她,两人停在那儿许久,仿佛世界停转,只剩下他们两个。半晌瑞荷才想到女儿,为她们做介绍。张爱玲客气地感谢霏丝帮忙照顾瑞荷,霏丝的语气却显得僵硬:“他是我父亲!”

    张爱玲下面的话似乎被噎了一下,从见面起她们之间说话就总有些不顺畅的地方,只能靠瑞荷打圆场。

    瑞荷带张爱玲回他们的新公寓,张爱玲扫视着房间时,瑞荷就看她脸上的表情,毕竟多了些新家具。他有点心虚地说:“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只有一张床,我们需要一张床!霏丝说这是一张好床!柜子是我父亲的!我还给你买了一张松木的书桌!后来又看到这个松木的书架,都不贵,而且很耐用!你可以在这里完成你的《少帅》!”

    瑞荷尽心的布置,费力的解释,让张爱玲感动,最后她看了他一眼,笑着点头说:“我喜欢!如果你看见我在香港住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儿是天堂!”

    瑞荷禁不住要再一次拥抱他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笑着说:“不!在你没回来之前不是!你在这里,才是天堂!”这仿佛是张爱玲在她孤独的道路上惟一能得到的温暖拥抱,不再想香港老板的轻蔑,继女霏丝的冷眼。经过香港这一段煎熬,张爱玲对瑞荷的爱感受更深,她愿以全身心的奉献作为回报。

    回家的生活安稳又甜蜜。去图书馆成为两个人每天生活的重心,他们一人一张桌子,各自埋首写作。工作结束后,买简单的食物,抱着书一起回家。偶尔会碰到有人在自家庭院前出售旧物,瑞荷总喜欢在摊前驻足。他喜欢买东西,通常不考虑是不是用得到,这时候张爱玲就要使劲把他拖走,他们的生活不允许有额外的浪费,但这样的拉锯也是生活中的趣味。但往往走到半路,张爱玲会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表示她的思想正在剧烈斗争,而后她会让瑞荷回头去买那件小东西,她对她所爱的人从来没有吝惜。

    瑞荷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每天数次地更换床单,跪在浴缸边用手逐件清洗。半夜在书桌前打字,她也会忽然停下来,屏住息,直到听见瑞荷沉沉的鼾声,这才放心继续打字。她为这一趟亚洲之行写了篇旅行报告,杂志寄来三百块美金的稿费,是她几个月辛劳的总值。

    瑞荷努力不要成为她生活中的负担,他拖着脚在厨房里煎香肠,打蛋的时候手抖个不停,却俨然一派厨师的架式。一九六四年冬,一个下雪的晚上,瑞荷买了东西,蹒跚地走回家,他在路上被雪滑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张爱玲睡在卧室床边的一张行军床上照顾他。她听见瑞荷在暗夜里哭泣,喃喃咒骂,她只能抱着他的头,轻声地安慰。瑞荷的眼泪流个不停地问:“我们的好运在哪里?”张爱玲没有回答,她心里也在问。两年前在香港期待的未来,始终没有来。

    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两年,张爱玲终于得着了一个挣钱的机会,她向霏丝求助时,她木着一张脸,不肯在她暂离时替她照顾瑞荷,霏丝有些生气地说:“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我有舞蹈课要教,我还有两个孩子!况且,他需要你!”

    张爱玲急切地解释说:“我们需要钱!我们现在搬的公寓连暖气都没有,有我也付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冬天要怎么度过!我现在申请到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这是我惟一的机会可以去赚点钱!”

    霏丝明白继母说的有道理,但潜意识里认为张爱玲是为了要摆脱责任,所以也不肯轻易松口:“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只能做到这样!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但他比我预期的要坏得更快!”

    张爱玲知道霏丝始终怀疑她嫁给瑞荷的动机只是为了居留的身分,这让她气愤又难过,霏丝也仿佛在暗示张爱玲不会照顾瑞荷,太过纵容他导致他的健康越来越坏。张爱玲没有再说一句话,她不再向任何人求援,她用顽强倔强来承担她所选择的一切。这一年她四十六岁。

    等到霏丝再来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带着瑞荷搬走了。公寓里只剩下几个纸箱,还有张爱玲留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霏丝很难过她这样把父亲带走,但也无能为力。她蹲下来翻翻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心疼地抱怨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她把箱子拿起来,保存了很多年,包括记载着张爱玲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秋天,瑞荷最终撒手人寰,他被盖上白单子,由医院的护理人员推走。一位护士过来同情地拍拍张爱玲的肩问:“瑞荷太太,你还好吧?”

    张爱玲相当冷静,她的眼是干涩的,摇头说:“我没事!”

    直到她坐在医院门口等计程车,才恍然有了点感觉。她身旁放了一个纸箱,是医院里搬出来的东西。她手里挽着一件瑞荷常穿的灯心绒衬衫,那领口已经磨破,上面沾满他的烟味。张爱玲深深地嗅那气味,,这气味触到她心的最深处,瑞荷走了!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她虽然卸下这不胜负荷的重担,但当下她在这世界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或倾诉的亲人了。偌大的世界,绝对的孤独,尽管她早已经预备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同样的,她一生中无论多早为生命的残破忧患预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她还是要痛哭一场。

    在这种心情下,她完成了小说《半生缘》。她用清醒的眼睛看自己:一个走完了大半生,孤单地流落异乡的女人。就像小说的女主人公曼桢那句痛彻心肺的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仿佛也正是张爱玲凝视自己命运时心中的喟叹。

    张爱玲独个儿住在加州的Kingsley公寓,几乎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交往。她的老朋友庄,拜托住在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照拂她。林式同第一次去见她时刚刚下班,只拿着一张地址,还有一牛皮纸袋的资料文件。他找到张爱玲住的305室,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以免她独居不敢随意开门:“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林式同听见屋里有的动静,又过了半天,听见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他当下有些纳闷,也只能应一声好,便把东西放在门口,自己往电梯走。他听到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这给林式同留下极其神秘难解的印象。

    门里的张爱玲正忙着拿杀虫剂喷洒房间每一个死角,也不放过门边的鞋子,想了一会儿,她把用完的杀虫剂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鞋子也丢了。

    垃圾袋子里已经有用完的两瓶杀虫剂。厨房冰箱敞着,里面亮着灯,架上的食物已经被清空了。张爱玲打开凌乱的衣柜,先把衣服都从衣架上拿下来,要彻底清洁衣柜,但是又疑心,可能连衣服里都藏有跳蚤,于是把衣服丢进浴缸,打开热水转到最烫,企图杀死跳蚤。随即她想到有些质料不能遇热水,赶紧伸手去捞,但水太烫,最后这些衣服如同刚才鞋子的命运一样,湿漉漉地被丢进一个大垃圾袋里。她十分懊恼。

    她穿着浴袍待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把可能藏跳蚤的头发拉起来,忍着痛,一缕一缕地剪掉。然而这也不能完全驱散她的疑心,索性离开了似乎处处潜伏着危机的公寓,在好莱坞街道上重新寻觅安身之所……

    她的邮箱地址未变,但因为离得远了,只能一两个月才去拿一次信。狭小的邮箱里塞满了书报杂志文件,卡得紧紧的动弹不得。小邮局老板相当不满意,看着张爱玲怎么都抽不出来信,也只袖手旁观,还要抱怨:“我们不可能老是这样为你个别服务!你该换一家离你近一点的邮局!”张爱玲的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写信通知别人她的新地址。生命被这样无休无止的琐事填充,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所厌恶憎恨的虱子。

    好莱坞金色的太阳,黄秃的山脉,干燥的空气,使人感觉每一样东西的水分都在快速地蒸发。张爱玲干瘦的身躯却充沛着意想不到的精力。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大多是手提袋和纸袋,在汽车旅馆柜台前驻步,要了一个房间。她的眼睛迅速打量着这旅馆的办公室,广告上说是新开的,但是看起来很陈旧。经理解释说是刚买下的旅馆,不过房间都重新整修过。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门口送他,风吹着她的衣角飘飘然,那浅灰色加上头巾让她看起来像一个修道的人,瘦长的身影,出尘的遗世独立。他看见她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浴室里用的毛巾拖鞋。

    张爱玲后来住进洛杉矶Lake公寓,房号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写给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诉说自己的近况:“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这以来,总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也许你想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倘使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受俘于慢性症),都是不致命而要废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到现在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和时间紧迫的业务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她的右肩膀裹着绷带纱布,还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单手,相当狼狈。她对跳蚤仍有挥之不去的阴云,为这个,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厨房抽屉里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说到了最简的程度。她有时抱怨自己的皮肤毛病和牙齿,林式同安慰她:“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微怔着,若有所思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这一年张爱玲七十岁了,用的假发也从全黑转为黑灰白相间更符合年龄的颜色。闲暇时伫立在邻近商店橱窗前看刚换季的新装,就像当年和表姐站在霞飞路前挽着手看橱窗一样,她的神情还是充满欣赏和向往的乐趣。这个世界对她还是充满了滋味,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

    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又常常忘记带钥匙,要请伊朗女经理为她开门,顺便喃喃地发几句牢骚:“门实在太容易关上,太难打开,还有浴室设备也不好。”惹得女经理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房子你是来看过的!”

    张爱玲坚持她的道理,辩白说:“有些问题是使用才会发生的!看是看不出来的!”女经理要进去帮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绝说:“不用了!我还可以将就!”

    她也许是怕被人见到屋里的凌乱,对有洁癖的张爱玲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发,换上裹头的头巾保暖。衣柜里还有三四顶造型接近的假发,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旧报纸卷上,这是她的创意。假发下她自己的头发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为不会让别人看见,所以也不管美观的问题。

    她喜欢把常用的东西摆在眼睛看得见不用废力气去找的地方。所以厨房很杂乱,台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出的保养皮肤的雅顿时空胶囊,她仍然有许多衣服和化妆品。

    屋子里电视始终开着,即使她出门也不关,一回来就有人的声音迎接她,但真实的电话铃响却会吓她一跳。电话是林式同打来的,他要到上海出差,问张爱玲有没有事要托他办。张爱玲在电话这头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记忆,那里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许像看一个幽灵一样。她挂了电话,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她的房间,房里东西稀少简陋到仿佛刚搬完家还没有打扫。电视里新闻播报员连珠炮的英文越来越远,张爱玲坐在她那张贴墙放的行军床上,仿佛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阳金光灿烂地照进来,她的耳朵里几乎已经听见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场里热闹的上海话。按着记忆,她正去买菜。幽幽长长走不完的弄堂,临街窗口飘出来的绍兴戏,这些片段在她脑海里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阳的光影从脸上渐渐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

    她在灯下,从凌乱的纸箱里翻找,把一个防水的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放着她的相簿。翻开相簿,第一张就是她三岁时肥嘟嘟的脸。再来是弟弟,祖母,母亲,她和姑姑……她和炎樱的青春岁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实的昨天做了些什么还要记忆清晰。

    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将来的,她只是站在中间张望着,挣扎着。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时间次序排在地上。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她去好莱坞的照相馆。戴着假发,嘴唇涂上淡银色的唇膏,一张“主席金日成猝逝”的报纸卷成一卷贴在脸颊边。她是拍照老手,从年轻时就知道如何在相机前表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也还是有当年玩弄镜头的幽默。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现时待张爱玲还好——当然也可以随时撕票。

    张爱玲又病了,有气无力地躺在行军床上。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东西上楼,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门:“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货员!”他又敲了一次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很缓慢。门开了一条缝,张爱玲一只手把钱递出来,另一只手拿东西,她没有露面,门自动又重重地关上。

    她缓慢地移动到厨房放东西。想对账单却没有眼镜,还得到浴室拿,镜子里映出形容憔悴的自己,她不忍卒睹,只快速地瞥了一眼就走开。她做这一点事就已经很累了,躺回行军床上,外面太阳很好,但是她不能走出去。她随便选了个电视频道,弃置在那里当做背景声音。

    她累了,要睡着了。天光在她脸上移动。她看见七岁的自己站在父亲面前大声地背诵《陋室铭》……天色暗一点的时候,她似乎又睁开眼来一次,仿佛瑞荷在旁边喊她起床:“Eileen!”

    翻动身体,她又要睡去。姑姑公寓的电梯咕咚一响,她骤然惊醒,睁着眼,谁来了?她没换好衣服,要躲起来。她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躲进母亲那一口大箱子,藏在里面。一声温柔的呼唤飘来,是母亲的声音:“小瑛!”

    那是世界对她最后的一声呼唤。恍惚中她又像在船上,正飘洋过海来美国的途中,海水的光荡漾在她身上,远洋轮船的汽笛声从遥远处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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