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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信心与希望 剑桥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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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

    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人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泪泪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人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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