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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信心与希望 冲破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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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人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月至7月期间,基思先生每星期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个月,基思先生每周教我5次,每次1小时。每次先讲解我上次课中不明白的地方,然后指定新的作业。他把我一周中用打字机做出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再退还给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比在班级里听讲不但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之处,因此较之在学校学得更快更好。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它课程要多。代数和几何哪怕有语言和文学课一半容易也好!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也教得使人感兴趣,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使我思路敏捷,推理严密,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找答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尽管我笨得连约伯也不能容忍,他却总是那样温和并富有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考试的终试。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请来了柏金斯盲入学校教师尤金·C ·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同我相识,除了使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谈。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要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我被搞得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代数上花的时间最多。我确实很熟悉美国一般人能用的3种盲文:英国式、美国式和纽约式。但几何和代数里的各种符号在这3种盲文里是迥然不同的,而我在代数中使用的只是英国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把哈佛大学旧的代数试题盲文本寄给我,但用的是美国式的盲文。我急了,马上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把上面的符号加以说明。很快地,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在考代数的前一天夜里我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对于那些括号、大括号和方根的联合使用老是分辨不清。基思先生和我都有些泄气,为第二天的考试担心。考试时,我们提前到校,请文尼先生仔仔细细地把美国式盲文的符号给我们讲了一遍。

    考几何的最大困难是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怎么的,尽管命题是正确的,但在盲文上看起来却很乱。到考代数时,困难就更大了,刚刚学过的符号,自以为是懂了,到考试时又糊涂了。而且,我看不见自己用打字机打出的文字。我原来都是用盲文来演算,或是用心算。基思先生过于着重训练我心算的能力,而没有训练我如何写考卷,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考试题目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弄清楚应该如何去做。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所有的符号自己都读过了。要细心把一切都弄对,确实太困难了,但是我不责备任何人。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考题是多么难,也无法了解我要克服的种种特殊困难。

    不过,如果他们是无意地为我设置了许多障碍的话,我可以自慰的是我终于把它们全都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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