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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走出黑暗与寂静 不服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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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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