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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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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顿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如梦如烟的往事,清晰地从记忆深处翻出来,又悄然地消逝。

    巴顿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像那梦,像那烟一样,正一点一点地离自己远去。

    他累了,他要休息了。

    他合上了那双蓝色的、没有因重伤卧床而减一丝神采的眼睛……

    一个清晰的、略带悲壮的声音响起,巴顿熟悉这声音,这个声音曾经响彻塞浦路斯一个城堡大厅——

    呵,永别了!

    别了,宁静的心灵!心满意足的永别!

    别了,人间的一切!

    别了,自豪的军队和

    那化野心为美德的大战!

    呵,别了,萧萧嘶鸣的战马!

    凄厉哀诉的军号!

    振奋人心的战鼓!

    尖锐刺耳的长笛!

    别了,皇家的战旗,和那

    光荣战争的一切素质,

    骄傲和壮观的场面!

    呵,你这平凡的躯体,

    古罗马不朽诸神的庄严呼唤!

    与你那粗犷的吼叫是多么相似!

    永别了,一去不复返的奥赛罗的业绩!

    12月21日下午5时49分,距车祸发生11天零6个小时,巴顿的心力突然急剧衰竭,左肺受到血栓塞的猛烈袭击。1分钟后,这位“准备在最后一场战争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的战神,溘然辞世。

    “没有了战争,巴顿也就完了。”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当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来临时,巴顿就已经死了。他的精神死了。如今,肉体随着灵魂一同去了天堂,很难说不是命运对巴顿的最后一次垂青。与其精神上死亡,不如肉体上毁灭,这才是巴顿。

    巴顿的葬礼在一个阴雨濛濛、浓雾弥漫的早晨举行。他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美军公墓中。这里,6000多名第3集团军阵亡将士长眠于此,巴顿像生前一样,同自己的士兵亲密无间,紧挨着他墓地的是上等兵、底特律人约翰·赫齐瓦恩的坟墓。将军的墓碑同士兵的墓碑一样的质朴无华,朴素的白色十字架上只有简单的两行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两行字

    ——

    乔治·S·巴顿

    第3集团军上将军号02605

    不需要多余的生平介绍,不需要程式化的歌功颂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写好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

    军魂泯灭,将星殒落,这个世界不再有乔治·S·巴顿这个人,但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本世纪有这样一位军人,他叫乔治·S·巴顿。

    伟大的人物总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特质,因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也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乎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璀璨夺目的将星、帅星。艾森豪威尔、朱可夫、蒙哥马利……他们无疑是伟大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他们同时又都是有争议的。

    巴顿自然也不会例外。

    没人会否认巴顿叱咤风云、如虎似狮的英雄气概,没人会无视他长驱千里、拔城数百的赫赫战功,但是,成绩愈大,议论也就愈多,这是人类群体的特点,甚至是一种无奈的事实。

    巴顿的支持者这样评价他——

    “巴顿将军是统率大军的天才,是最具进攻精神的开路先锋。”

    “他是美国无可争议的首席坦克专家。”

    “20世纪的军事家里,只有他可以和拿破仑比肩而立。”

    批评巴顿的人这样说——

    “他狂妄自大,华而不实。”

    “巴顿是个战争狂人。”

    “巴顿勇猛有余,智谋不足。”

    两种评价,或溢美,或贬损,向我们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巴顿。事实上,巴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正因为他融冰炭于一炉的奇特个性,才使得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充满了各种是非争议。

    对巴顿最简单、也是最恰当的评价,也许要算《纽约时报》上的社论了。这篇社论发表于巴顿去世的第二天:

    “远在战争结束以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而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且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而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社论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向世人宣告: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好吧!让我们一起走进巴顿的精神世界,探究一下巴顿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巴顿?……

    首先,巴顿是个人,而不是个神。

    功成身死兮山川同悲,将星殒落兮天地垂泪。巴顿的过早辞世,对他个人而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注定只能是个和平的弃儿。巴顿归天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生前所受的种种责难和非议随着他的亡灵,也一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对他神话般地宣扬,一个“捣蛋鬼”变成了光环笼罩下的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巴顿被送上了神坛。

    巴顿无疑是尊“战神”,但这只是人们对他的美誉,“战神”不是神,是人。

    巴顿的军事才能并非生而就有,而是他在立志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军人”的雄心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有目的的学习和实践取得的。可以说,巴顿的一生都在为成为一名伟大的将军而作准备。

    巴顿说过:“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必须熟知历史。”他是怎样做的呢?除了麦克阿瑟以外,他的军事藏书量在当时的美国是最多的,其品种也是最多的,内容最全面。麦克阿瑟的藏书有7000册,巴顿的数量仅比他稍少一点。

    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的迈耶堡任职,在那里,他几乎谢绝了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一切社交活动,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和研究军事历史。对亚历山大、拿破仑、马尔巴勒、罗伯特·李、格兰特等著名将领的生平,他了如指掌,并决定在自己的军人生涯中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

    巴顿是个有心人,即便是在闲暇时间,仍不忘他的军事本职。他在美国东海岸旅行时,结合旅程仔细研究了南北战争中的历次战役;他在法国度假时,常去观察那里的地形,访问那里的古战场。他曾经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乡村旅行,这对他后来进攻法国和长驱直入柏林,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实践出真知。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才能真正驾驭战争。巴顿是幸运的,离开军校大门后,他参加了一个美国军人所能参加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镇压“退休金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实践锻炼,加上立志成才的雄心和不懈努力,巴顿才成为我们所见到的巴顿。“军事天才论”是对巴顿的曲解,它不仅不是一种赞扬,反而是一种贬低。

    “巴顿的成功来自于他敏锐的第六感觉。”这是神秘论的又一种论调。

    不可否认,巴顿对军事行动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惊人预见性,但这绝不是什么“敏锐的第六感觉”,而是一种知识、训练和经验的厚积薄发。让我们看看巴顿对自己的辩解:

    “我对战争已研究了40年,当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决定改变手术目标,连接那根动脉,或者切开更深一些,拿出另一个已感染的器官时,他并不是作草率决定,而是根据他的知识、训练和经验,才作出这一决定的。我也是一样。”

    巴顿是个人,他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人类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优点和缺点,只是打上了极深的巴顿的个人烙印。

    爱血爱火的巴顿,不怕任何男人,却独怕一个女人——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在残酷的战斗间隙,他总忘不了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去一封封质朴无华、情意绵绵的信。1944年2月,巴顿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你留下的唇痕令我特别心动……我爱你,对你日思夜想,遗憾的是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这种铁汉柔情,更让人心动。

    巴顿有良好的教养,但他的举止言行有时同这种教养恰好背道而驰,粗俗不堪。在巴顿的语汇中,“他妈的”随处可见,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也不少见;他喜欢捉弄人,冒犯别人的尊严,尽管有时是出于无心。

    巴顿非常自信,由于他爱走极端的性格,这种自信看上去更像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巴顿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典型的巴顿式语录,他说:“当我想到我的工作的伟大,意识到我成为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惊呆了。然而又想到谁还能像我一样出类拔萃?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巴顿的种族优越感极为强烈。他厌恶阿拉伯人,对西西里人、犹太人也是如此。他曾刻薄地对他的参谋说:“我不明白动物怎么会和这些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

    巴顿是个美国沙文主义者,所以他讨厌他们的盟友英国人。1943年4月,他在日记里这样破口大骂:

    “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和受他们愚弄的所谓美国人,我敢打赌,在这件事上,艾克肯定什么也不会管的。我倒宁愿受一个阿拉伯人领导,我认为阿拉伯人也不过如此。”

    在联盟军队中,没有比协调好内部关系更重要的事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顿后来反而成了自己昔日的部下、稳重谦和的布莱德雷的部属。

    巴顿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

    巴顿是一名典型的军人,也是一名成功的军人。所以,战后有很多人写巴顿、演巴顿,但真正成功的只有乔治·斯科特(在影片《巴顿将军》中扮演巴顿),因为在那次大战中他也是美国军队的一员,军人和军人的心是相通的,只有军人才能理解军人。

    巴顿是个非凡的演说家,他擅长使用激烈的语言,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短时间里煽动起战士的斗志。“付出一品脱汗水,可以节省一加仑鲜血”,“败退是懦夫,也是要命的”,“我们军队里,不要胆小鬼”,

    “美国人喜欢搏斗,……喜欢战斗的刺激和兵刃交锋的声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巴顿式的、简单有力的句子,在他看来,这是士兵所能理解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唤起士兵身上狂热的气质,以一种仇恨、凶猛、毫不留情的态度投入战斗。

    巴顿是一名演员,他常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战场上的将军就是一个演员,他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影响部队,并尽力使它们仿效和追随。”作为一名有着极强煽动力的演说家,巴顿同时十分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一种无言的信息。

    巴顿很会表现自己,他“经常地、小心地”保持自己引人注目的外表。在军旅生涯的早期,他就以“马上乔治”而闻名;在第2装甲师任师长时,他为坦克兵设计了一套“奇装异服”——一种绿色的新服装,并率先试穿,因此得到一个“绿色大黄蜂”的称号;在战争期间,巴顿的服装也总是至精至美,他的吉普车也总是闪亮如新,仿佛告诉人们:

    “瞧,这就是巴顿,军队中最神气的将军。”

    巴顿不仅在军人姿态上堪称楷模,在战斗中,他也是身先士卒的表率。巴顿的一句名言是:“从舒适的掩蔽部里靠电话指挥部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将军同他们一样,也有被子弹击中的危险时,就会从心里敬重他,服从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军情紧急时,战火纷飞的前线往往总有巴顿的身影;一个城镇被攻克,第一批入城的部队中少不了巴顿的身影(残余的敌军和狙击手也许就在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向他瞄准);两栖作战,不待驳艇靠滩就跳入水中,冒着炮火率先登岸的也是巴顿……巴顿指挥的是20世纪的现代化战争,在他血管里流动的却是中世纪骑士的血液。

    作为一名军人,巴顿不仅让自己取得了军人所渴求的成功,也让他的部队、他的将军和士兵们获得了骄傲的荣誉。“大战期间,我在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里战斗过。”多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每个可以说这句话的人,都以此为无尚荣光,都成了别人所羡慕的对象。这一切,皆源于巴顿的治军有方。

    巴顿重视训练。1941年,巴顿就是凭着卓有成效的训练,把一批“真正的乌合之众”训练成了守纪律、斗志强的战士。在训练中,巴顿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为了准备率领着他的士兵去北非参加“火炬”行动,他领着部队来到灼热的美国沙漠地带,结果,正如巴顿所言:“一品脱汗水可以节省一加仑的鲜血”,后来的实战证明了这些训练的价值。

    巴顿强调纪律,强调令出必行。1943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曾就纪律的重要性做过这样的阐述:

    “我们在西点军校所学的一切本领中,纪律训练最为重要,因为纪律要求并且产生警惕性、无条件服从和自信心。在高度的机械化战斗中,疲塌的士兵会因信心不足和执行命令不及时而丧生。作为战争的指挥者,如果我们不要求严格执行在西点军校所学的那种纪律,我们就是凶手和自戕者。”

    巴顿治军以严著称。但是,他并不想让士兵们对他产生畏惧感而服从他。事实上,外表严厉、粗暴的巴顿是个爱兵如子的将军。

    巴顿的领导艺术的基本前提是,受到精心照料的士兵会成为最好的战士,他常常说如何照顾自己的士兵“比知道军事战术更重要”。巴顿关心士兵的健康,如果一个单位的非战斗减员严重,他常常会拿该单位的主官是问,毫不留情地将其撤换;行军途中,他尽量让士兵们搭乘所能利用的一切车辆,他认为让士兵把体力消耗在行军上,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他总要设法留些下来,以便及时改善士兵的待遇。

    巴顿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士兵,他还在思想和精神上爱护他的士兵。巴顿认为:“所有士兵希望得到的前进动力是对他们工作的重视和赞赏。”他总是及时肯定出色的表现,战争期间他做的最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授奖授勋,在这一点上,他也可以和拿破仑相媲美。拿破仑的一句格言是:“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够征服世界。”

    巴顿表彰部属的另一种做法是发布新闻和战报。为此,他采取了一种和战时保密政策相抵触的做法,他指示要向随军记者提供集团军详细战况,详细到包括各师、各单位的番号、各级指挥官的姓名,以便及时宣传。当有人批评他违反将己方详情保密两个月的约定俗成时,巴顿这样反诘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交火12个小时内敌方就会知道在和谁作战。保密规定有何用处?”

    巴顿关心士兵,是一种对生命的真正关注,而不是吴起式的关心。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以三军之主而为普通士兵舐痈,为的是让士兵们为自己卖命,而巴顿不是这样,巴顿所颁布的最著名的一个命令就是,禁止荣誉勋章和优异服务勋章的获得者再上前线,因为他“遗憾地注意到,人们一旦荣获这两枚勋章中的一种,就会因奋勇作战而牺牲。”

    作为一名军人,巴顿通晓军事领域的所有问题,但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事情,尤其是政治领域,他却知之甚少,即或说他一无所知,也不为过。

    对巴顿来说,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放在怎样迅速彻底地打败敌人上,他不愿让政治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他在政治上始终是那么天真。他总是不合时宜的坦率,结果常常祸从口出,最离谱的是他竟然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巴顿,他的上级不得不向他多次发出警告:“巴顿,闭上你的臭嘴!”

    政治上的天真,最终妨害了巴顿的军事生涯。战争期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政治家们会容忍他,可是战争结束了,巴顿已经不再重要,所以他也就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巴顿知道这是自己的最终结局,他想避免这个结局,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马革裹尸,他渴望自己能“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严格的说,作为一名军事家,巴顿也不全面。他是一名卓越的战术家,但他却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巴顿的战术,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进攻!”巴顿说过:“我们必须迅速地、无情地、勇猛地、无休止地进攻,才能保住优势。”在巴顿的语汇中,“推进”也许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字。他认为“在战争中,只要奋勇当先,就无往而不胜”,而“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因为“谁也不能成功地守住什么。部队进入掩体就等于失败。”

    巴顿进攻的信条是“速度”。他认为“战斗的时间越短,损失就会越少”。为了保持进攻的速度,他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不仅同英国人,甚至同自己的美国同胞发生过激烈冲突。在巴顿的领导下,第3集团军“频频出击,大踏步前进”,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狂飙般横卷欧陆,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

    一支快速推进的部队,其翼侧往往有暴露之虞,在军事行动中,保持进攻速度与保证翼侧安全,两者是不能兼得的。对巴顿来说,速度就是一切。他反对为确保侧翼安全而畏首畏尾。他甚至对现代战争中是否还有必要保护己方侧翼的安全提出过质疑,他曾这样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己的看法:

    “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们记住。对担心翼侧这种讨厌的事不要去管,我们必须提防我们的翼侧,但也不能除此之外别的事都不去做。有些蠢驴说过翼侧必须防好,后来,世界各地的蠢猪就发疯似地保护翼侧。我们集团军不要这种蠢货。翼侧是敌人的后顾之忧,不是我们的。”

    为了使进攻达到最大的战术效果,巴顿十分强调火力优势。他认为

    “迫击炮、大炮只有在开火时才是先进武器,沉默时只是一堆废铁”,所以他教育部属不要吝惜炮弹和子弹。每一次战斗,他总是要集中尽可能多的地面炮火,有时也包括航空兵火力。他所有大胆的进攻行动,都是在火力的绝对优势下进行的。

    为了保障进攻,巴顿把该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第3集团军的情报班子在欧洲干得非常出色,在所有的参战部队,恐怕只有蒙哥马利元帅在北非领导的第8集团军的情报班子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以至于有的时候,巴顿甚至比盟军最高司令部更早了解敌人的动向。这样,巴顿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除此之外,巴顿还特别重视后勤工作。装甲部队大规模的连续进攻,其物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尤其是油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油料供应不足是困扰盟军的最大难题,但在第3集团军,这个问题却被以典型的巴顿式做法解决了。巴顿创造了“红球快车行动”——动用成百上千辆民用车辆,日夜不停地向前线输送油料等军需物资,巴顿还以种种“不正规”的方式,来保障汽油供应。对战场上缴获的汽油,他既不上报也不登记,而是立刻发给部队,以解燃眉之急;他甚至鼓励士兵去偷油,并对偷油有功者给予奖励,当时最具诱惑的奖励是给他们放上美美的3天假。

    巴顿这种大胆进攻的战术思想,即是美国军事传统的折射,也是特定历史、特定战场条件下的产物。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对头的,但这并不说明它是惟一正确的战术思想。蒙哥马利式的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不同的军事传统和指挥官迥然不同的个性。怎样把这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统一到打败法西斯这个旗帜下,涉及到了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扮演了这样的协调者,可是巴顿对这种协调的作用却嗤之以鼻,他只注意自己的战术行动,结果,引起了多方面的纠纷,不仅同英国人,也同美国人,不仅同蒙哥马利,也同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有过纠纷。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只讲局部,不看整体,这充分反映了巴顿在战略上的不成熟和目光短浅,所以他只能是一个将才,而无法成为一个帅才。

    有一点需要说明,巴顿,以及艾森豪威尔、朱可夫、蒙哥马利这些二战名将,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在一场人类正义与邪恶的交战中,他们站在了正义一边,因而也就站在了力量强大的一边,必然胜利的一边。时势造英雄,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势才造就了这一大批伟大的将领。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巴顿和其他将领成功中的个人因素。历史为那一代的军人提供了机遇,但机遇只会对有头脑有准备的人格外垂青,而且再好的机遇也需要有勇气、毅力和胆识才能抓住并取得预期效果。巴顿就是这样一种能抓住机遇、利用机遇的人,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那么,巴顿留给人们的想象,无疑是奇特的、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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