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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絮语 梅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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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的《狄克公案》。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无可厚非。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

    一段后,他表示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

    十年,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

    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笔底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内斋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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