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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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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①

    一 导言

    我慎重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为本章标题。1957-1982年恰好构成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我的选择并非仅取决于这种时间上的对称,而是取决于这段时间的首尾年份里的事件。正是在1957年,我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正是在1982年,我进行了一场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的新的斗争,而沃伦·纳特是会热情赞同这场新的斗争的。我要追溯一下1957—1982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大量地提到,那些学术界人士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说明自己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地位的。我不必因为这种对学术界人士的强调而向我的非学术界的读者们致歉,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政治经济学:1957年

    1957年,反自由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在学术界中处于优势。我指的是那些从意识形态上主张由国家对一切经济事务实行仁爱领导的人(在法语中有个更恰当的词:dirigistes,即统制经济论者)。而在1957年从凯恩斯学说在大学里被接受的程度衡量,凯恩斯学说“对本题的偏离”——这是借用利兰德·耶格尔(Lecomnd

    Yeager)的一个贴切的措词——仍在加速。那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还未完全渗入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还没被人们真正认识。在学术界里,统制经济论者占居支配地位,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控制了各系主要课程的设置;决定着人们的聘任、聘期和提升;审批出版他支配备主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而那些基金会当时已偏离了捐款设立者之初衷。

    当我和沃伦·纳特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进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弗吉尼上州独特历史对学府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在斯内夫利(T.R.Suavely)的领导下,受大卫·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和拉特利奇·瓦伊宁(Rutledge Vining)的富于想像力的思想之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已经与众不同。我们宣称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1957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而对次大学当局并非是消积地加以接受(几乎可以肯定,表达此种目的的任何言论在当时美国大部分主要大学都会立即遭到反对)我至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

    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

    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无条件地拒绝承认或相信,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在最细小方面也违背了杰弗逊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是独一无的,只在于它要考察自由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以为人们能公开、充分和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

    但是,详述这一切需用很大篇幅面这在本章是不相宜的。

    因此,我还是放弃作这种论述,只简要地说明我们建立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想法。我们当时头脑里设想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我和沃伦·纳特想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具有何种特点呢?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正在日益发展的对经济学基础的忽视。我和沃伦·纳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而且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劳埃德·明兹(Lioyd Mints)和阿伦·迪拉克特(Aaron

    Director)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价格理论,并且是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隐藏在被亚当·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很简单,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原来位置的返归。我们看到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别的高等学府经济学课程设置所忽视的正是这种经济学的基础。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公开并无歉意地承认,驱使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坚信、如果这些基础受到忽视,一个个人赖以保持其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坚信,对价格制度的理解会为整代人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提供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进行直接的思想论战。理解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的。我和沃伦成为经济学家时还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我们经历的“转变”是通过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进行自我启蒙的结果,并且我们还将这种经历变成我们的同事和学生的见解。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唯有对那些对经济学无知的人才有明显的说服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启蒙将来的研究生,帮助他们达到与我们相等的理解水平,培养出了解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然后通过经济学家们透彻的分析引导另外几代人达到自我启蒙。也许当时我的表述不如我现在说的这样直接了当,但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明白。我现在承认、对于5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我们的目的确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 夏洛茨维尔十年:1957-1987年。

    无论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外部的标准来衡量,在1957—1967年这十年中,“弗吉尼亚学派”取得了极大成功。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得到了来自好几个非主流派特别基金会、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州的慷慨支持。研究生课程内容扩充了。利兰德·耶格尔、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亚历山大·卡夫卡(Alexandre

    Kafka)、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hinston)、戈登·图洛克和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eit)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许多访问学者以及所有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来到中心作为期半年的访问。他们中包括弗兰克·奈特、F·A·哈耶克(Hayek)、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comnyi)、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布鲁诺·利昂尼(Bruno

    Leoni)、特伦斯·赫钦森(Terence Hutchison)、莫里斯·阿莱斯(Mallrice

    Alcomis)、邓肯·布莱克(Duncan

    Bcomck) 和0·H·泰勒(Taylor)。

    我们开始吸引优秀的研究生。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生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在众多学生中我仅提出以下十几位的名字,并预先对那些其名字也应该在此提到但没有被提及的许多人表示歉意。他们是: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特·林赛(Matt

    Lindsay)、吉姆·米勒(Jim Miller)约翰·穆尔(J0hn

    Moore)、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鲍勃·托利森(Bob

    Tollison)、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和汤姆·威利特(Tom

    Willett)。这些人都是“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学派”的产物。用不着我详述,仅列出这些名字就足够了。弗吉尼亚首创精神获得了成功。

    回首过去,在硕果累累的“夏洛茨维尔十年”间,高等学府内外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经历着变化。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知识一道德一情感的动力.大约在50年代达到高峰。到了60年代中期,这种动力便逐渐丧失。稍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在60年代初达到顶点,而在这10年的后半期,国家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已不复存在。

    我们这个学科中的统制经济论者,有的思想失去原来色彩而趋向中庸,有的则加入了鼓吹爱情与和平的磨皮士的行列。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由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提出了值得尊敬和注意的思想,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思想污染。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和制度对经济运行约束的重要性。所有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公共选择——这三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分支学科出现了,就广义而言每一分支都从政治经济学派生而来,并且每一分支都能从弗吉尼亚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

    可是,弗吉尼亚大学这种富有生气和个性的计划注定不能在这10年后长久保持下去。尽管它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毕竟与弗吉尼亚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学术思想大不相同。就在这种研究生培养计划因为大获成功而受到外界广泛赞扬的同时,大学内部开始有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它。我回想起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个时刻是,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杰克·格利(Jack

    Gurly),大约在1963年或是196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比起美国其他大学的研究生的论文更令人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时,并且是背着我和沃伦,大学当局通过一个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抵销中心的“政治动机”的委员会,在1963年对我们的计划组织了一次秘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经济系说成是“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并声称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与经济系和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那个委员会接着推荐了具有“现代观点”的经济学家给大学当局加以任命。

    到60年代中期.已经加入正统学术思想行列——尽管为时已晚——的弗吉尼亚大学与SO年代相比巳大不相同。在1964年至1968年这4年时间里,大学当局未作任何努力来挽留我们这个有幸建立并获极大成功的研究一教育机构的成员。通过一种有意忽略甚至是积极鼓励的方针,这些学者被允许转到其他大学。至1968年,科斯、温斯顿、图洛克及我本人都已转到别的大学。到1969年,沃伦·纳特与其说还是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如说已成为一个实干的政治经济学家了。

    到此.我的这些必要的自传性叙述不再同沃伦·纳特有直接联系了。在我于1968年离开夏洛茨维尔以及他于1969年进入国防部后,我几乎不再看到他了。因此对沃伦·纳特返回学术界后在大学里同利兰德·耶格尔、威廉·布雷特及其他人继续进行的持续了70年代整整10年的斗争,我就不可能作证了。可是在我同沃伦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感到我们长期坚持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一致意见并无任何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我们认为在本学科中所应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为此我感到,继续阐述我对1968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动向的个人见解是适当的。

    四 公共选择一新弗吉尼亚学派:1969—1982年。

    依上所述,“公共选择”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分支学科出现的,它在60年代初发端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1963年10月,我和图洛克在夏洛从维尔老常青藤旅店建立了公共选择学会。6年后我和图洛克重返弗吉尼亚,这次我们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

    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相比;这个新中心的目标稍窄。经验问我们表明,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总的来说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见第3章),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他们中有些人是决不可能受传统的僵硬的价格理论的影响的。公共选择在高等学府内外更为广泛的知识界迅速获得声誉。我们在布莱克斯堡的计划一开始便得到马歇尔·哈恩(T·Marshall

    Hahn)的令人鼓舞的行政领导,以一种不同于早期夏洛茨维尔计划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研究生们纷纷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分散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并正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将公共选择理论推向前进。不过,也许这一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效果,是反映在70年代10年间公共选择理论的国际化上。公共选择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出现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成为世界各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向往之地。

    然而,与1O年前的夏洛茨维尔中心的情形相仿,公共选择理论如同其渊源于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一样,对于那些其成员在当代高等学府中居影响地位的正统学派来说,显得太不正统,太与众不同,的确也太成功了。1982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如它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心一样,成为它自己成功的牺牲品。1982年开始新的历程。一项决定将整个中心(教研人员、工作人员、各种设施)并入乔治·梅森大学。

    五 1982年的非正统观念

    我再次为只有少数读者才感兴趣的过于详细的自我介绍表示歉意。不过我详述这些经历有更大的目的。我要把我和沃伦·纳特在1957年所面临的挑战,同寻求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在8O年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对照和比较。

    我在前面说过,在1957年的学术界里,人们的思想状态是统制经济论和反自由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失灵,以及通过与一种完全是杜撰和理想化的结构进行对比来说明市场失灵的观点,被广泛用来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合理的。他们认为,就业、产量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宏观失控原因仅在于老派政治家们没学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课。可以回想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公债已使孙子一代背上沉重的负担时,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轻蔑地加以嘲笑的。

    要对5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态度作出批评是容易的。但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以公正的信任。他们犯的错误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事后这么说。但他们对各种思想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些思想是重要的。他们不是骗子,并且不是共同体中的有意的寄生虫。

    四分之一世纪是很长的时间。但学术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从50年代那种思想形式中摆脱出来,却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现在情形确实好转了,反自由的社会主义已经几乎消失。即便根据最广泛的定义来讲、在1982年能包容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经济学家也只占极小部分,并且他们几乎不能再控制任何课程计划和基金会了。50年代居统治地位的统制经济理论已经消失,但尚无具有相等抵消作用的思想取代其地位。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变成了“科学”;但我给科学这个词标上引号以示贬意。80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俘虏,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同于5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方式,忽视了本门学科中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动机是非正常的;他们似乎成了思想阉人。他们的兴趣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模型的纯学术性质上,并似乎从只与他们的乌托邦相关的命题的证明发现中获得极大乐趣。

    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学术成就,并且我丝毫不怀疑那些用与我称呼我的学科相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学科的现代“科学家”们的辉煌才华。我只是惋惜这种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的浪费。学术成就是要支付巨额资源成本的,在承担这种资源成本时机会成本是以所放弃选择的预期收益来衡量的。在现代经济学里,被牺牲掉的是对市场过程原理的理解;以及对市场过程与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理解。换言之,我们今天大多数研究生院的教学大纲所称的为掌握现代经济学工具而进行的学习,放弃了对带有古典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培养受过严格训练并具高度才能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学科的整个目的一无所知。这些研究生院没有感到负有道义责任,向他们的学生输送和传播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能使人理解到,一个自由人社会如按市场过程组织起来就可以避免公开冲突并同时以尚过得去的效率使用资源。

    我们这些要努力恢复政治经济学作为本门学科的中心研究课题的正确地位的人,现在所面临的任务与50年代时大不相同了,并且在许多方面也困难得多。社会主义思想所占据的地盘,已部分为累积历史经验的简单观察所排挤,这种累积历史经验最终会对人类意识产生作用,就是那些长久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也不兔受它的影响。我们早期某些逐渐灌输对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基本原理的理解的努力之所以成功,只是由于30年的历史过程取得了胜利。当然,说这些历史过程胜过了那些学术争论,并不否认那些学术争论与我们的成功存在密切关系。公共选择理论把类似于早期市场失灵的一个智力卓越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失灵,看作是对福利经济学的讥刺。但关于政府干预失灵的一般见解,更直接受到对实际失败的简单观察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80年代对经济学的渊源——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是思想上的更替而更多的是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奇怪境地:我们中有些人试图确定在经济学说史头一个半世纪中已确定的中心研究课题,这些人现在成了方法论的革命者。

    由于那些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数学家们对数学的真正敬畏,我们的任务变得困难了。因此,有必要设法了解在这些完全不理解经济过程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敬畏是怎么引起的,它为什么会创造出如此严重的低劣复杂性。为何真正的数学大师对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感到敬畏?这种单方面敬畏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不对称的出现,是因为2O世纪,尤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确实(几乎是悄悄地)发生了革命。一旦“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并且这种研究是寻求在既定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的极大化或最优化解决办法;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数学观点的陷阱。按照数学观点,我们必须听从于我们中那些熟练掌握了唯有深奥的现代数学才能提供的工具和技术的人,我们中那些不懂“海赛加边矩阵”的人成了笨伯,我们被迫感到是平庸和二流的;被8O年代主流派学者们甩到了身后。

    可是,我们是可以对经济学中数学观点的基本承诺提出挑战的,并且在数学观点范围之外,我们对数学家没有必要比对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感到更令人敬畏。同这些专家们相对,我们坦白地承认,我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干并且已经干了不同的工作。因此数学家们也是如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革命必须摆脱数学观点以消除这种敬畏;除非修正数学观点,否则我们将仍然是那些数学家兼经济学家们的奴隶。

    让我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并努力阐明我的论点。特别是由于我们中许多已成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同事仍然落在数学观点的陷阱里,而他们仍没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许多细小问题的影响,因此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十分必要了。他们成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而同时又不使有别于他们的数学家们感到敬畏这是他们的才能,但正是这种才能使他们看不到数学观点对整个经济学科设下的真正的方法论陷阱。

    我认为;一旦数学观点成立;我们甚至能把人们定义为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并隐含地假定这些函数独立存在于人们实际选择过程之外。这种效用函数工具可以恰当地用来为已做出的选择作事后重构,但它却错误地引导人们作出假定;这种函数是独立存在的。通过独立地假定这种函数,并通过实行资源约束,无论如何都可以完全偏离交易当事人中间的自愿契约过程,至少在概念上可以给资源的“有效”配置下定义。然后,这种形式上的效率准则便允许将市场概念化为可以按它在达到资源利用的期望结果时的功效,来加以检验和评价的一种手段和机制。

    在当前对于几乎是在任何地方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任何人来说,要驱除这种作为数学观点特征的虚假结构和前提的确困难。要放弃那种认为确实存在“有效”的资源配置,存在已为经济学家在概念上定义的“外在”,所有的制度都要依此被进行检验的观念,也很不容易。虽然正在出现对作为结果状态的哲学对立面的过程的强调的观点,但经济学家们仍将不愿放弃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

    六 前景

    在短期内,我并不乐观地认为,所要求的方法论革命将会发生。几乎所有高等学府的经济学课程计划都为那些只想模仿他们同行的主流派著作的平庸之辈所控制。这些高等学府官僚并不容易被取代,并且只有在幸运的条件下,那些严肃地对待经济学基础的人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但我在1984年仍像在1957年一样深信,我们这些高度重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遗产的人,面临着一种不容推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那些在哈耶克正确地称为“伟大社会”形成过程中曾被证明是正统的思想观念得以生存。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些暗淡的日子里,沃伦·纳特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拯救那些书本”。用我所了解的方式表述,沃伦的意思是说,我有的职责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古典自由主义——那些培育了一个几乎成为现实的社会理想的观念和分析——没有必要从地球上消失。那句写在弗雷德·格拉希的科罗拉多短袖汗衫上的格言说得好,“亚当·斯密是对的——继续传下去”。

    注释:

    ①本章内容最初是1983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作的纪念沃伦·纳特的讲演,曾以本章标题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过(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83年)。我感谢允许以原篇幅重印。我对原槁——讲演稿和已发表的版本——作了某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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