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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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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婬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婬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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