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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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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睁开眼睛看这城市的时候,这城市正处于一个交替的时节。一些旧篇章行将结束,另一些新篇章则将起首。这虽是一个戏剧性的时节,可由于年幼无知,也由于没有根基,是领会不到其中过节之处的微妙,不免粗心地略过了许多情节。只有当剧情直指核心处,也就是说到了高xdx潮的时分,才回过头去,追究原委。而一旦回头,却发现早已经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那原那委就不知该往哪里去寻了。城市的生活又带有相当程度的隐秘性,因都是些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谁也信不过谁,怀着防范心,生怕被窥见了根底,就更看不清了。其实,有谁能一帆风顺地来到这地场呢?这地场多少带有些搏击场、生死场的意思,来到这里,谁都带着几分争取的任务,有着几分不甘心。所以就攒下了阅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等我们赶来这城市了,这故事差不多已经收场,只剩下一些尾声,蛛丝马迹的。

    说是交替的时节,旧篇章和新篇章,是因为这两种故事的完全不相同。它们看上去几乎毫不相干,除了时间上的连续性,情节、细节、人物都是中断的,终止以后再另起。它们呈现出孤立发展的趋向。或许所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带有激变的形态。所以,当我睁开眼睛,这城市的人和事扑面而来,都是第一幕的性质。序幕呢,也已经在半知半觉中过去了,现在开始的是正剧。

    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我家所在的弄堂前面,这个城市中著名的街道:淮海中路,梧桐树冠覆顶,尤其在夏天,浓荫遍地。一些细碎的阳光从叶间均匀地遗漏下来,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满地的蝉鸣。我家弄堂口是一条街心花园,人们都叫它做小花园。花园后头是一排红砖楼房。样式是洋房,又不完全西式,在楼房的背面,连接有类似内地四合院格式的内天井,环着一周矮楼,顶上覆黑瓦,开有后门。前门的门厅十分阔大,座在高台阶上,说是底层,其实已是半层上了、我就读的小学校舍就分散在这排民居之中。其时,有许多小学校都是这样,和民居间杂在一起。但在我印象中,这排楼房里的居民都是深居简出,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日常生活紧闭在一扇扇阔大而厚重的门扉后头,莫测高深。以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心理来看,这些人的生活只是我们轰轰烈烈的小学生活的附属,是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的。这些木质沉重的门窗,隔音良好的墙壁,幽暗的走廊,顶楼,墙角,以及寂静无声,使他们很像一种幽居的动物:鼹鼠。我始终没有走近过那里生活的任何人。其实,这是和所有这城市的居民们一样的生活,可因为隔膜,他们就留给了我暗淡和没落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的名字叫做道民。这种印象还在其他一些时间和地点产生过,比如,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我们本来是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却因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滞留乡间,一直到了这年的深秋。我在学校宣传队拉手风琴,因想家情绪低落,老师便派了我一个差,回上海修理手风琴。独自一人回家,路途显得有些艰巨,要经历多次转车转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姐姐在安徽插队,境况是有些凄凉,而我却安了心,多日的抑郁消解了许多。吃过晚饭,我便出门去给同学家里送信。因为划地段进的中学,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沿这条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乡以后第一个回上海的,就有许多同学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时并不亲密的同学。在这一个夜晚,我敲开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许多门扇,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其时,马路变得十分冷清。霓虹灯是早没了,橱窗也暗了灯光,只剩一些路灯,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为战备疏散了一些人,还因为没有心境,人和车都很少。沿街的窗户,贴了米字条,说是为防空袭的措施。这样的话,窗玻璃不至因为破碎而四溅开来,也不会发出裂响。这城市真是显得荒凉了,再加上秋风瑟瑟,梧桐落叶一卷卷地扫着地面。相比较而言,那聚集了我们班级和宣传队的老师同学的乡间,倒显得人气旺盛,颇勾人想念。但心情是平静的,我走在街上,才不过七点,就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样子。我挨家敲着门。这些门都不很容易敲开,半天才有人应声,半掩着人影,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他们大都只让我送进信去,然后就关上门。我只得走开,去下一家同学家。有一些地址是不那么好寻的,号码是跳开的,待到找见,却发现是一个店铺,已经打烊。再绕去后门,则又迷失了号码。当我又一次兜进兜出地找着号码,结果是无望地干脆大叫起这同学的父母的名字。头顶上忽传来一阵子清脆可喜的小姑娘的声音,七嘴八舌问道是什么人找。抬头一看,是一个木阳台,面临着这一条窄小的横马路,也没有灯。阳台上挤着几个小姑娘,是比我们更小的一伙,大约刚上小学不久,其中有我同学的妹妹。虽然看不清她们眉眼,但她们灵巧活泼的身影依稀可见。她们是这个宵禁似的暗夜里,惟有的一点活跃,也是我这一夜的沿街寻找的惟有的一点光明。她们还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不像我们,已经初尝人世。

    离开她们,再去下一家。那是在一幢大楼里。楼道没有一点光,黑得可怕。我扶着墙壁上了楼,摸到了这家的门。门,应声而开,伸出一张脸。因是背光,脸是模糊的,但轮廓是一个老妇。她听我说是她女儿的同学,立即让我进了门。这是一个狭小却完整的套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的门厅,倚墙放一张旧方桌,一面墙上是我方才进来的门,另一面墙上也是一扇门,门的上方镶了两块毛玻璃,透出灯光,好像里面有人,却始终未见走出。厅里还有一个老妇,是她家的亲友?她们一同把我让到桌边坐下,然后同我说话。她们不知为什么一律都把声音压得很低,还向我凑得很近。这样,她们的脸就在我眼睛里放得很大,并且走形,就有些类似铜勺凸起的一面上映出的人脸,两头尖,中间鼓。她们说的多是她家女儿的身体状况,如何不适宜在乡间生活。因这时节流传着谣言,说我们这一批中学生再不会回城,很快就要迁走户口。她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灯光的玻璃门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间里壅塞着一种气味,像是洇透了烟火油酱的木器的气味,来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边的碗橱,还有橱隔档里的砧板什么的。温热的,熟腻的,也叫人丧气。我心跳着,盼着早点走出这套间。可她们将身子倾向我,说个没完。她们看上去非常渴望与我交谈。她们的口腔和身上、发上,也散发着那种烟火、油酱与木器混合的气味。那扇玻璃门后头的灯光一直照耀着,却没有一点动静。这间套间也给我鼹鼠的巢穴的印象,里面居住着旧朝代的遗民。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可言。尽管,其时,我们苦闷,前途莫测,可我们有希望。

    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生活是光明的。在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之外,都是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已经隐入晦暗之中。

    直对着我家弄堂口,是叫做思南路的小街。街身细长。于是,两边的梧桐树就连接得更紧了,树阴更浓密,蝉鸣也更稠厚了。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两边少有店铺,多是住宅,有一些精致的洋房,街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和繁闹的淮海路形成对照。它是比较摩登的,也比较明朗,可它依然是,离群索群。它的摩登带着没落的寂寞表情。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带有落后的腐朽的征兆。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这些亮丽的男女,走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他们穿着很飞,这是人们对摩登的俗称,还是对颓废的俗称。他们出人的场所均是昂贵的,华丽的,风雅的,比如西餐社。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宝大,复兴园。复兴园在夏季有露天餐厅,在后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点着蜡烛。记不得有什么花木了,但从街前映过来的夜灯却有旖旎的效果。它有一道菜,名叫虾仁杯,杯中的虾仁色拉吃完后,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那时的色拉盘就像奶油蛋糕样,可应顾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乐等庆祝的字样。老大昌是西点店,楼下卖蛋糕、面包,楼上是堂座,有红茶咖啡、芝士烙面。在六○年的困难时期,这城市里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兴隆,从下午四时许,门厅里就坐满了排队等座的顾客。虽然粮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馆用餐则凭另一种,叫做就餐券的,专门购买糕饼的票证。而在那年头,许多贫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弃的。所以,它表示着粮食,却并不紧张。西餐社里排队等座的总是一些富裕而有闲的人们,那样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他们穿扮得很讲究,头上抹着发蜡,皮鞋锃亮,裤缝笔直,女的化着鲜艳的晚妆,风度优雅。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坐在西餐社的门厅里,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轮餐桌空出来,然后坐上彼一轮的,大快朵颐。有时候,餐桌实在周转不过来,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们拼桌。彼此的汤菜几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会伸错刀叉。倘若正好都在低头喝汤,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进餐。而他们并不在意,毫不影响他们的食欲。好在,在此时进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阶层的人,经济水准也旗鼓相当。而我们虽然是新来这城市的居民,但因为父母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父亲虽已贬职,但两人的薪水还比较可观。再加上少子女,没负担,这使我们生活优裕。母亲有时候,会对我嘲笑那些小姐们的吃相,她们带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后冷不防地,张大嘴,送进一叉肉,再闭上,不动声色地咀嚼着。这城市的淑女们,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去老大昌二楼堂座吃点心。为能容纳更多的顾客,楼面上均是长条的大统桌,人们像开会似地排排坐着。喝咖啡不同于吃饭,是一种比较从容、悠闲的活动。一般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吃。虽然在这非常时节,吃的意义变得很重要。可人们还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优雅的性质。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动面前的西点,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红茶。当热腾腾的烙面上来的时候,人们也是漫不经心地用叉子轻轻凿着烤焦的边缘,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动它的。由于是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谈话,所以大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无聊的。只有我们三个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妈妈则欣赏着。吃完一块,他们便说:第一幕结束。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的不加掩饰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惊羡,他们会对我父母说:这个小孩真能吃啊!其实那时节,谁不能吃?我想,他们惊羡的只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坦然地表达出旺盛的食欲。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窃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地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地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旧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抚几下。

    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后来频繁露面于报纸和电影银幕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而新娘显然懂得以抑代扬的道理,因是这一日的主角,众星捧月的阵势,反装束得比平时含蓄,是朴素雅致的格调。她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裙子齐膝,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技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地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敏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我们弄内,我家院子的另一边,也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层楼房。这是沪上一位著名绸布行业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历史应是可在文史资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叵测。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心里不知压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这一耳光打过去,便得了满足似的,再嗜嗦了几句,得胜还朝。对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家的长子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强盗!

    那年头,也乱得很,到处都在竖杆子,遍地烟火的样子。不久,那长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个红袖章,上写某某战斗队的字样。他不无显摆地骑车在弄堂里进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亲每晚临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别着红袖章的外套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一样,意思是你们是红卫兵,我们家也有一个。而那长子的气势显然是刺激了邻弄的那伙,他们在沉默几日之后,再一次上门滋扰。而这一次,这家长子却早有准备。似乎,这几日他一直在等着他们来,现在果真来了。他很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与他们泡着,话头很硬,使得他们不甘罢休。正纠缠不清时,弄堂里忽然大兵压境似地驶进一队自行车,来人都袖戴臂章。他们下了车便直奔那伙人而来。那伙人其实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样的人物,本来就不甚明白这家人的底细,更不知来人的来头,立刻就缩了。来人却不放过,紧着喝问。这时节,其实比的就是气势,谁的气焰高谁就得胜。那伙人更嗫嚅了起来,想找台阶退下去的意思。来人还是不放过,一定要问个究竟。这一回,邻弄的那伙可吃了苦头,打头的那一个,因为最年长,其时就更狼狈相,只得讨饶,直讨到来人满意了,才放他们回去。这伙人灰溜溜地走出弄堂,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他家长于可是扬眉吐气了,过后还往左邻右舍送了一些铅印的战斗队刊物。看起来,他也是在为革命很忙碌的样子。可是,弄堂里那些年长的住户却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他家要吃苦头了。这都是我们城市的老市民,经历过数次革命,深知谁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时间在令人不安的平静中过去了,接着,老医生医院的造反派上门了。他们来寻找老医生。人们这才发现,老医生夫妇俩已有一段时间不看见了。这天,他家在场的是二子,三子,大媳妇,还有二子的刚显出身孕的妻子,共同抵挡着这一局面。造反派追问着老医生的下落,子媳们咬定一个不知道。从中午到晚上,人们已吃过晚饭,他们这里还没完。大门敞着,房间里,楼梯上,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邻弄的那伙也赶来了,积极为造反派出主意。然后,一个决定便形成了,并且立即付诸行动。那就是,在隔壁中学的操场上,批斗这家四个子媳。中学的操场很快就布好了灯光,拉起了横幅,人们刹那间拥进了操场,革命实在像是大众的节日,但充满了血腥气。一切就绪,这家的子媳们终于在押送下走出家门。壅塞在弄堂里的人们让开了一条道,让他们走过去。两个儿子走在前面,他们竟还保持着良好的仪表。高大,俊朗,毫无委琐之气。大媳妇在后,扶着有身孕的二媳妇。从我家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美丽的大媳妇的眼睛。她的眼睛大胆地迎接着人们的目光,没有一点躲开的意思。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老医生在何处藏身。

    我们弄堂里的老住户们,纷纷庆幸老大没在家。倘若他要在,那就完了。人们说。这晚上,邻弄的那伙耀武扬威地在批斗会上张罗着,挥舞着皮带。他们是医院造反派所发动和依靠的基本群众。人们还担心,二媳妇肚子里的孩子要保不住了。可是,那孩子却奇迹地留存下来,并且健康活泼。我母亲在这晚上,对这家子媳做出的评价,很简单,她说:他们有气节。

    这家人家从此后就走上了霉运,房屋被没收,强行迁进几户人家,都是来自城市边缘地区的贫困者,天生怀有对有产者的强烈仇恨。他们极尽欺侮之能事,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名义之下。多次打到弄堂里来,不得已到派出所讲道理,没道理的总是这一家。接着,长子单位又来逼迫他去往三线工作,他执意不去,逼迫得急了,他绝望地吼道:不去!半条弄堂都听见了。然后心脏病发作,送去医院,才算结束了这场动员。但自此他便失了公职,养家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妻子肩上,看她忙碌地进出弄堂,四处寻找工作,不由想起曾有一次,我们听壁脚,听见这对年轻夫妇吵嘴。就为了里委动员妻子去代课教书,而她却不乐意。吵到后来,她竟哭了起来,似乎有着万般的难处。而事到如今,她竟也不慌不忙地担起了家庭的生计。

    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的上海。它在这些美丽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

    1998年8月9日

    1998年8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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