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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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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几乎已无富商大贾。而盐铁国营以后,征用业者为吏,当时全国置有铁官者凡四十郡,蜀郡为其中之一,铁官即驻于临邛。这时候的卓王孙想已下世,他的子孙可能成为铁官的属吏。十里方圆的巨宅,当然也不会再存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两处古迹,一处是相如抚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动听;一处是“文君井”,在县东白鹤驿,相传即为文君当垆之处,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陆游诗:“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邛州吊古,唯及文君,想非货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孙始料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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