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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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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

    对于人性的不同认识,是战国时代学术界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荀子持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荀子从人的生理**和物质**两个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人有善良的表现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从而强调了教育和环境影响对人的道德观念形成的作用,也强调了人应当努力去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既然人本性是恶的,那么顺着它自然发展,就会“争夺生而辞让亡”,导致社会混乱。因此,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在政治上“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的主张。荀子的这些主张,对推动社会前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恣睢】任意放纵。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①【埏埴】音shānzhí,揉黏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①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心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为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伏术】指遵循礼义法度。

    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滔,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傀然】高大无畏的样子。傀,音guī。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繁弱、钜黍【繁弱、钜黍】古代良弓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骥、纤离、绿耳【骅骝、骥、纤离、绿耳】都是古代良马名称。骅骝,音huáliú;,音qí。,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译文】

    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善良是后天人为的。

    现在人的本性,生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顺着这种本性,就会产生争夺,而谦让的行为就没有了。人生来就有嫉妒憎恶之心,顺着这种本性就会残害他人而丧失忠信的美德。人生来就有耳朵和眼睛的贪欲,又喜好声色,顺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而礼义规范就没有了。这样说来,放纵人的本性,顺从人的情感,就必然会发生争夺,违背名分等级、破坏礼义秩序,从而导致暴乱。所以必须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能互相谦让,行为符合礼义规范,从而使社会安定。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这是很明显的了,善是后天人为的。

    弯曲的木材一定要经过工具的矫正和蒸烤才能变直;金属的器具一定要经过磨砺才能锋利。现在人的本性恶,一定要经过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改变,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现在人没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就邪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的行导,就悖乱而无法治理。古代圣王认为人本性恶,认为人邪僻险恶而不端正,违法乱纪而不守礼义,所以就为他们制定礼义、法度,用来整饬人的性情而加以纠正,用来教化人的性情而加以引导。使人们都遵守秩序,合于正道。今天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教化,积累文化修养,遵循礼义的就是君子;放纵性情,肆意胡作非为,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善是后天人为的。

    孟子说:“人所以能学习,是因为本性是善的。”回答是:这观点不对!这样既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又不明白本性和人为的区别。所谓性,是天然生成的,是不可以学到、不可以改造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是人可以学来的,可以经过努力而做到的。不可以学来的,不可以改造而人本身就具有的,叫做本性。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可以经过改造而做到、取决于人的努力的,叫做人为。这是本性与人为的区别。

    现在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到。而可以看东西的视觉离不开眼睛,可以听东西的听觉离不开耳朵,眼睛的视觉,耳朵的听觉,是学不来的,这是很明显的。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由于丧失了本性所以才变成恶的了。”回答是:这样说就错了。现在人的本性,如果生下来就脱离了它固有的素质,脱离了它固有的禀赋,那就必定丧失本性。由此可见,人性本恶是很明白的了。所说的性善,应该是不脱离它固有的素质而加以美化,不脱离它固有的禀赋而使其美好。要使那“资”、“朴”与“美”的关系,“心义”与“善”的关系,都是不可分的,这才能叫性善。就像视力离不开眼睛,听力离不开耳朵,才能叫耳聪目明一样。

    人的本性,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的性情。人饿了,看见长者就不敢先吃,是为了让长者先吃;累了而不敢要求休息,是因为代替长者劳动。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劳动,弟弟代替哥哥劳动,这两种行为,都违背人的本性和**,但这都是孝子之道,是礼义的规范。所以顺着本性和**就不会谦让了,谦让就与性情相悖了。由此看来,人性恶是明显的,善是后天人为的。

    有人问:“人本性是恶的,那么礼义是怎么产生的?”回答是:凡是礼义,都是圣人制定出来的,不是人性本来就有的。陶工调和粘土制成陶器,那么陶器就是陶工制造出来的,不是人本性中本来就有的。工人砍削木材制成木器,那么木器就是工人制造出来的,不是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有的。圣人经过深思熟虑,熟悉人为的事理,从而制定礼义创造法度,那么礼义法度就来源于圣人的制定,不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至于眼睛爱看美的颜色,耳朵爱听美的音乐,嘴爱吃美味佳肴,心盼望获得财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从人的性情中产生,接触外物就自然如此,不是靠人为的努力才产生的。有了接触而不能自然如此,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才出现,这就叫做产生于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各自产生的情况和他们不同的证明。所以圣人改造恶的本性,倡导人为的善行,人为的善行兴起了,也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了,也就制定了法度,可见礼义法度是圣人所制定的。所以圣人和众人相同之处,就是本性,和众人不同而且超过众人的,就是后天的人为。贪图私利,又想多得,这是人的性情。假如有兄弟之间要分钱财,而且顺着性情,都贪利而想多得,这样兄弟之间就会相互争夺了;如果都按照礼义规范的教化去做,这样就是对素不相识的人也会谦让了。所以放纵情性就会兄弟相争,接受教化就会对一般国人都谦让了。

    大凡人想做善事,因为本性是恶的。薄的想变厚,丑的想变美,窄的想变宽,贫的想变富,卑贱的想变高贵,假如本身没有这种东西,必然向外界追求。富有的就不想发财,尊贵的就不想权势,假如本身有这种东西,就一定不向外界追求。这样看来,人之所以想做善事,是因为本性恶。现在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所以就努力学习以求获得礼义;人的本性并不知道礼义,所以就认真思考以求懂得礼义。那么,就人的本性说,没有礼义,也不懂礼义。人没有礼义就要混乱,不懂礼义就要悖乱。那么,就人的本性说,悖乱就在本性当中。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是很明显了,而善后天是人为的。

    孟子说:“人本性是善的。”我说:这是不对的。大凡古往今来天下人所说的善,是指合乎正道,遵守法度;天下人所说的恶,是指险恶悖乱。这就是善恶的区别。果真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正道,遵守法度的吗?那么还要圣王、还用礼义干什么呢!虽然有了圣王和礼义,对于循正道、守法度的善良本性来说,还能增加什么呢?现在事实并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古代圣人认为人本性恶,认为人邪僻险恶而不端正,违法乱纪而不守礼义,所以为他们建立君王的权势以统治他们,宣传礼义以感化他们,创立法令以治理他们,加重刑罚以禁止他们,使天下人都安定守秩序,符合善良的标准。这是圣王治理和礼义教化的结果。现在如果试着去掉君王的权势,取消礼义的教化,去掉法度的约束,取消刑罚的制裁,站在旁边观看天下人民的相互交往,这样就会是强者欺负弱者并掠夺弱者的财物,人数多就会欺负人数少的并侵扰他们,天下就会立刻变得混乱不堪,相继灭亡。由此看来,人本性恶是明显的,善是后天人为的。

    好谈论古代事情的,一定要有今天的事作验证;好谈论天道的,一定要有人事作验证。凡是言论,重要的是要有证明和根据,所以坐着说的,站起来就可以布置,推广出去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本性是善的。”没有任何根据,只坐在那里说,站起来不可以安排,推广出去不可以实行,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本性善就可以去掉圣王,取消礼义了;本性恶就必须肯定圣王,尊崇礼义了。发明矫木之器是因为有弯木头,制作绳墨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设立君王、宣传礼义,是因为有恶的本性。这样说来,人的本性恶是明显的了,善是后天人为的。

    直木不用矫正之器而自然笔直,是因为它本性是直的。弯木必须靠矫正蒸烤后才能挺直,是因为它本性是不直的。现在人的本性恶,必须靠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安定守秩序,符合善的标准。由此看来,人本性恶是明显的,善是后天人为的。

    有人问:“礼义和人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制定礼义。”回答是:这是不对的。陶工调和粘土而制成瓦,难道瓦和粘土就是陶工的本性吗?工人砍削木头而制成器具,难道器具和木头就是工人的本性吗?圣人制定礼义,就好比陶工调和泥土制成瓦;那么,礼义和人为,难道就是人本性了吗?大凡人的本性,尧、舜和桀、跖,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君子和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的。如今要把礼义和人为当作人的本性吗?那么又何必推崇尧、禹,何必推崇君子呢!人们所以推重尧、禹和君子,是因为他们能改造人的本性,能提倡人为的作用,人为兴起了,礼义就产生了;那么圣人对于礼义和人为,就像陶工调和粘土而制造出瓦来一样。由此看来,礼义和人为怎么会是人的本性呢!人们所以鄙视桀、跖和小人,是因为他们放纵本性,顺着**,肆意胡为,而互相贪利争夺。所以人本性恶是很明显的,善是后天人为的。

    天并不是偏爱曾参、闵子骞和孝己而嫌弃普通人,然而独有曾参、闵子骞和孝己注重孝道,成全了孝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他们十分尽力于礼义的缘故。天并不是偏爱齐国、鲁国百姓而嫌弃秦国人,然而秦国人对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像齐国、鲁国百姓那样孝道完备、恭敬有礼,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国人放纵情性,肆意胡为,鄙视礼义,哪里是因为本性不同呢?

    “路上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禹。”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禹之所以成为禹,是因为他实行仁义法度。那么仁义法度有可以懂得、可以做到的道理,而路上的普通人,都具有可以懂得仁义法度的条件和实行仁义法度的能力,那么他们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就是很明显的了。现在认为仁义法度本来就是不可理解、实行的,那么即使是禹也不能认识仁义法度的素质,不能实行仁义法度了。难道路上的普通人本来就没有可以认识仁义法度的素质,本来就没有可以实行仁义法度的条件吗?那么路上的人在家里也不可能懂得父子之间的礼义,在外面也不可能懂得君臣间的法度了。事实不是这样,路上的普通人,在家里都懂得父子间的礼义,在外面都懂得君臣间的法度,那么他们具有可以认识的素质,可以实行的条件,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假如路上的普通人,用他们可以认识的素质,可以实行的条件,按照仁义法度可以认识的道理,可以实行的条件去做,那么他们都能够成为禹就是很明显的了。假如普通人以遵从礼义法度为学习的内容,专心致志,认真思考,周密观察,天长日久,积累善行而不停止,就会和神明交通、和天地并立了。所以圣人是普通人积累善行而成的。

    有人问:“圣人可以通过不断积累善行而达到,可是众人都没有积累善行而成为圣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可以成为圣人,但不可强迫他们成为圣人。所以小人可以成为君子,却不肯做君子;君子可以变成小人,而不肯做小人。小人与君子未必不可以相互调换,然而不调换,是因为可以调换却不可以强迫他们调换。所以普通人是可以成为禹的,而普通人却未必一定都能成为禹。人可以走遍天下,然而不曾有走遍天下的人。工人、匠人、农民、商人,未必不可以互相对调职业,然而却都没有改行。由此看来,有条件做到,未必就一定能够做到;虽然没做到,却不妨碍他可以做到。那么做与不做。跟能与不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两个意思不能混淆是很明显的。

    尧问舜说:“人情怎么样?”舜回答说:“人情一点也不美好,又何必问呢?有了妻子儿女,对父母的孝心就减少了;嗜好**满足了,对朋友的诚心就减少了;爵位俸禄得到了,对君王的忠心就减少了。人情啊!人情啊!一点也不美好,又何必问呢?”唯有贤者不是这样。有圣人的智慧,有士子、君子的智慧,有小人的智慧,有仆役贱人的智慧。说话很多,既有文采,又符合礼法,整天讨论他有这些主张的理由,说起来旁征博引,千变万化,但总的原则是一致的,这是圣人的智慧。说话不多,直率而简明,既有条理又有法度,好像用绳墨衡量过一样,这是士子、君子的智慧。说话荒诞,行为悖乱,做事多有过失,这是小人的智慧。口齿伶俐而不合于礼法,技能杂多而没有用处,分析问题迅速熟练而并非急需,不顾是非,不管曲直,总是以胜过别人为目的,这是仆役贱人的智慧。

    有上等的勇,有中等的勇,有下等的勇。天下有正道,敢于挺身去做;先王有正道,敢于照着执行。对上,不顺从乱世之君;对下,不与乱世之民同流合污。有仁道的地方,就无所谓贫穷。没有仁道的地方,就无所谓富贵。天下人了解他,就和天下人同甘共苦;天下人不了解他,就岿然独立于天地之间而不畏惧,这是上等的勇敢。礼貌恭敬,内心谦让,注重忠信,轻视财物,对贤能的人敢于推荐提拔,对不贤的人敢于撤换罢免,这是中等的勇。看轻身体而注重财物,喜好闯祸而又多方设法解脱,逃避罪责,不顾是非,不管正确不正确,总是以胜过别人为目的,这是下等的勇。

    繁弱、钜黍,是古时候的良弓,但是不用矫正弓弩就不会自然取正。齐桓公的葱剑,姜太公的阙剑,周文王的录剑,楚庄王的曶剑,吴王阖闾的干将、莫邪、巨阙、辟闾等剑,都是古时的宝剑,但是不经过磨砺就不会变得锋利,不靠人的力量,就不能砍断东西。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时的好马,但必须前边有马嚼子和马缰绳的控制,后边有马鞭子的抽打,再由造父那样的人去驾驭,才能一天跑一千里。人即使有好的素质、聪明的心智,也一定要访求贤明的老师跟他学习,选择良好的朋友跟他结交。能得到奉贤明的老师教导,自己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正道;能跟良好的朋友结交,自己看见的就都是忠信、恭敬、谦让的行为。这样就一天天不知不觉地变得仁义了,这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假如和不善的人相处,听到的都是欺诈虚伪的话,看到的都是肮脏、污秽、淫邪、贪利的行为。自己就要受到刑罚了还一点不知道,这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古书上说:“不了解儿子,看看儿子的朋友就知道了;不了解君王,看看君王左右的大臣就知道了。”这是环境的影响啊!这是环境的影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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