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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天演论》、《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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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胡适(右一)与澄衷学堂同学合影(约1905年)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正在这时风行海内,①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

    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份。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 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在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①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记得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可见胡适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即使当了大学校长、院长、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师,并执师礼甚恭,诚为难能可贵(见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1册)。(三版注)

    ③《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9页。

    ④同上第50页。

    ⑤参看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份(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和《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逊,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自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居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情况,曾自评其文字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⑦梁启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间曾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多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日本人下河边半五郎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学说”内,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⑧同注③第52页。

    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吾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第10页)

    ⑩同注③第54页。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记述此事:“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1月20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台北启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又见台北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23册,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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