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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孙、陈、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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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但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

    这是孙中山 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 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

    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 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 。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

    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常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他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11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常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12 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11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300~302页。

    12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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