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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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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份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份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

    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的不好的**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

    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

    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王景春(字兆熙)。

    ②《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删去。

    ③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

    ④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

    ⑤《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

    ⑥同注②,卷一,第85页。

    ⑦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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