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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日本返国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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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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