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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里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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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一个人孤独地在辉县上小学时,照顾我的表婶——一位乡下农村妇女,恐怕是佛道混合祖先崇拜的一种泛宗教徒——经常请一些三姑六婆型的老太婆,在家演出神灵附体节目。当焚香叩头之后,“九天仙女”(当时辉县民间最盛行的女神,她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的女儿,不是佛教的神)就从天上下凡,附到一位老太婆身上,那老太婆随即打哈欠、流泪,低声吟唱:

    “九天仙女下天庭,来到人间走一程,将身坐在高堂上,不知请俺啥事情?”

    善男信女就跪下来,向她提出疾病、平安等等疑难杂症,九天仙女会一一回答。

    我从小不信这种装神弄鬼,有时我肚子痛,表婶就请九天仙

    女给我扎针,九天仙女虚拟一个手势,我就故意躲开,让那位老太婆仍煞有介事地继续扎针,而且念念有词。我却提醒她,大声叫说:

    “针扎到柱子上去了!”

    老太婆因为被拆穿而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

    “不诚心,不会灵!”

    不过,我虽然不信神鬼,却非常喜欢那种神秘气氛,尤其是焚出来的香味。我常幻想,日后我长大了,要在四合院角落空地上,盖一座小庙,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三支香火。

    我跟宗教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跟基督教的渊源,却延后了六七年。一九四二年,那时我正调到偃师,有一次日本发动空袭,我躲在一个山麓的防空洞里,这时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位将近中年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当日本飞机低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噪声时,她忽然跪下来,举手向天,祷告说:

    “主啊!保佑我们偃师的人,保佑我们——防空洞里两个人!”

    我大声说:

    “那一个人是谁?”

    她缓缓说:

    “那一个人是你。”

    我真是一个野生动物,不但不知道感谢,也不知道欣赏她的慈悲,反被这突然而来的关爱弄得不知所措。

    “你叫谁保佑我?”

    “当然是主!”

    “谁是主?”

    “主是耶稣基督。”

    “那个钉死在十字架的洋鬼子吗?”

    “洋鬼子”是那个时代对外国人的通称,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人改不了口。

    “他不是洋鬼子,他是主!”

    我开始奚落耶稣基督,那个妇女,呢喃地祷告说:

    “主啊,宽恕他!他做的他不知道。”

    这一幕在警报解除后,我就完全忘记。

    然而,十多年后,我从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出来,投奔新竹李淼。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新竹街头徘徊,看到一群基督徒出入教会,忽然像有一个灵光在那里一闪,使我看到防空洞里的那一幕,每个带着圣经、年龄稍长的女信徒,在我看起来都像防空洞里的那位虔诚的妇女。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他们走进教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后边,听牧师讲道,然后一个人再孤零零地回到宿舍。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教堂一次,遇有聚会时,也顺便参加。不过,我跟其他任何教友都没有来往,只买了一本圣经,沉湎到里面。

    每次翻开圣经,偃师那位女信徒宽恕我的图案,就历历重现眼前,甚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女信徒身边的碎瓦乱石和一些微弱小草。

    在台南“附工”教书时,我参加了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基督教中一个特别的教派,它跟其他教派都不一样,它是守星期六的。那就是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在这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而普通教会休息的星期日,正是安息日教会的星期一。这样说来,会把人说得糊涂,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把Monday译成星期一,Tuesday译成星期二,使人对日子有一种顺序的感觉,如果像日本人一样,把Monday译成月曜日,Tuesday译成火曜日,对安息日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其实现在的月历上,也可以看出安息日的正确性。第一排是星期日(日曜日),普通教派是日曜日休息的,还没有工作就先休息,岂不违反圣经旨意?而安息日会,在工作了六天(星期日到星期五)之后的土曜日(星期六)才休息。

    这一段教会经验,使我在应胡蒂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我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我在大陆上还有婚姻,我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那时“政府”ˇ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重返大陆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绝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么的渺茫,也都互相体谅,甚至鼓励在台湾落地生根。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他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兼“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我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结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Org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我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ˇ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映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我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我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双十节”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我决定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我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我像幽魂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地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我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在座位上。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地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账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我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地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十分钟赶到归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我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我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处境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家。……”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于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我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我复职,并且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愿把我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我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我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青年归主协会。基督教给我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但我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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