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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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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有母亲,谁都有祖国。为母亲尽孝,为祖国效忠,天经地义。

    中华民族有着爱国、爱人民的光荣传统,无数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完美而视死如归。他们的英雄事迹都是我们教育子女的好教材。

    做父母的,要教育子女:行上坐卧,英将“祖国”二字丢掉。

    伸手讨要是可耻的

    ——古代著名将领姚期教子的故事

    姚期(?-34)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将军。他作战勇敢,治军纪律严明,深得东汉光武皇帝刘秀的宠爱,被封为食邑五千户安成侯。

    姚期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姚舟,一个名叫姚统。姚期对他俩十分爱怜,但从不让他们依仗门第任意行事。

    由于多年南北征战、风餐露宿,姚期患重病卧床不起。老母亲望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儿子,又看看两个没有成年的孙子,心里焦急担忧,她恳求地对姚期说:“趁你还在,跟刘秀提出,由孩子承袭安成侯爵位可好?”

    姚期缓慢而吃力地对母亲说:“这些年来,我受国家恩待深厚,但为国家做事甚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羞愧。现在不行了,在抱恨以后再不能为国家出力;哪里还想到为儿子们的荣华富贵伸手讨要,让他们去承袭什么爵位呢?”说着说着,他激动起来,用力抬起一只手,示意让儿子到他身边。儿子知道父亲临终要说些什么,便跑过去,握着父亲的手,跪在身旁恭听。姚期歪着头对儿子说:“我不行了,你们要自立自重,勤劳节俭,万不能向国家索要什么。伸手讨要是可耻的!”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黄金诚然是宝贵的,但是生气蓬勃、勇敢的爱国者却比黄金更贵。

    ——林肯

    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

    八百多年以前,河南省汤阴县岳家庄的一户农民家里,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想: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恰在这时,一群大雁从天空而过,父母高兴地说:“好,就叫岳飞。愿吾儿像这群大雁,飞得又高又远。”这名字就定下来了。

    岳飞出生不久,黄河决口,滚滚的黄河水把岳家冲得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难。

    岳飞虽然从小家境贫寒,食不果腹,但他受母亲的严教,性格倔强,为人刚直。

    一次,岳飞有几个结拜兄弟,因为没有饭吃,要去拦路抢劫,他们来约岳飞。岳飞想到母亲平时的教导,没有答应,并且劝他们说:“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事儿,万万不能干!”众兄弟再三劝说,岳飞也没动心。

    岳母从外面回来,岳飞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说:“孩子,你做得对,人穷志不穷,咱不能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天,岳母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岳母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记着这一誓言。

    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岳母问:“你怕痛吗?”岳飞说:“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岳母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字,然后用绣花针刺了起来。刺完之后,岳母又涂上醋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永不褪色地留在了岳飞的后背上。

    后来,岳飞以“精忠报国”为座右铭,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名抗金名将。

    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陈毅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车耀先

    生儿奉祖国,岂为室家谋。

    ——马君武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

    ——朱德

    教育孩子不做利己主义者,自觉地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项事关国家前途的重要任务。

    ——依里尤申

    要多为国家想想

    ——詹天佑教育子女要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

    詹天佑(1861-1919)是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他主持修建的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运用“人”字形线路,既节约了大量资金,又培养了不少人才。

    1914年秋,担任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接到政府一个通知:政府让他的两个儿子宫费出国留学。看了通知,詹天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都是自己出钱。今天,我的两个孩子同时出国留学,却是官费,还不是因为我对国家的铁路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吗!现在,我又是督办兼总工程师,有了一定的地位,连孩子也可以得到特别照顾。这样做,对国家不利,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更何况各地财力窘迫,留学要耗费好多国家资金。想到这里,他打算谢绝政府的照顾。于是,他把两个孩子找来说:

    “知道了吧,政府要官费让你们俩出国留学?”

    “这太好了,对我们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可我不这样想。”

    “怎么啦,爸爸,这是政府主动安排我们的,又不是我们要求这样做的。”

    “那我们得为国家想想。”

    “想什么?”

    “青年最贵有理想,而这理想的核心应当是为国为民。国强我强,国衰我衰。眼下国家财力不足,又是百废待兴,我们应当首先想到这些。”

    “那你说怎么办,爸爸。”

    “学,是要上的,但不要官费,我们自理。”

    就这样,詹天佑用自己的薪俸,供两个孩子留学8年。

    两个孩子学成回国后,有个单位用高薪聘请,詹天佑不同意。他对孩子说:“当初我送你们去学习,不是要你们将来高官厚禄,而是希望你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些贡献。我身边需要人,你们就在我身边工作吧。”

    当时,有几个和他们一起回国又在一起工作的同学,工资每月都一百多元,而詹天佑每月只给两个孩子70元。这时,有人为两个孩子打抱不平,两个孩子也不高兴。詹天佑又十分恳切地对孩子说:“因为你俩是我的孩子,自然要严格一些。目前国家困难,经费紧张,我们搞工程建设的是清楚的,要多为国家着想。”

    詹天佑子女多,原来的住房很挤,政府为了照顾他,在张家口为他安排了一幢寓所,并用公款为他添置了一些家具。孩子们见到新房新家具,高兴得不得了。詹天佑对孩子们说:“国家很穷,我们要珍惜国力,珍惜国力!”随即,他让孩子们要来购买家具的清单,照单子一一付清了家具用款。

    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为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

    ——果戈理

    如果年轻20岁,我也会去的

    ——数学家陈建功教子从军

    陈建功(1893-1971)是中国数学家,是我国“三角函数论”、“复变函数论”、“函数逼近论”等数学分支的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人正直,修身治家都很严正,对儿女们颇有影响。

    1950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朝鲜。国难当头,国家号召学生参战,抗美援朝。陈建功的大儿子陈翰麒当时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三年级的学生。他和同班的表哥都想报名参军,但怕祖母反对,也不敢去跟父亲商量。

    一天,表兄弟俩鼓足了勇气走进陈建功的房间,陈建功正在写他的三角函数论的论文;他俩略坐片刻又退了出去。就这样,他俩进进出出,迟疑了许久没有开口。这时,陈建功已窥视到了孩子的心思,便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想报名参军?去吧,如果年轻20岁,我也会去的。”翰麒担心祖母不会答应。父亲说:“放心,娘娘的思想工作我去做。”

    后来,陈建功专程到绍兴老家去了一趟,说服了老母,高兴地把翰麒送上了抗美援朝的列车。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海涅

    引女自立 训女周详

    ——邓颖超之母教女有方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捕,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这是1946年9月,周恩来同志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时,专门谈邓颖超的母亲的一段话。

    短短几句话,既洋溢着周恩来同志对这位长辈的尊敬之情,更饱含着对一位老同志的由衷的钦佩、赞扬之意。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姓杨名振德,又名梦醒,1875年生于湖南长沙,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西。14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她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生女。小小年纪就独立办理了双亲的丧事。29岁的时候她嫁到邓家。第二年,她生下一女,取名邓文淑,这就是我们的邓大姐邓颖超同志。

    邓颖超三四岁时,父亲被陷害充军新疆,不久就去世了。杨氏夫人没有被飞来的横祸所压倒,更没有乞求别人的怜悯和救济,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去闯谋生之路。1910年,她在天津育婴堂任医生,后到北方著名进步人士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任教员。9岁的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杨振德在这里精心研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

    邓颖超把母亲作为自己第一个学习的楷模,在母亲的影响。教育和熏陶下,少年邓颖超忧国忧民,思想非常激进。1919年5月4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第二天消息传到天津,这时正在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她是该校学生会主席,被同学们尊称为“老学长”,其实她才15岁),立即和同学们一起议论这件大事。她很快和郭隆真、刘清杨等联合各界妇女成立了女子爱国同志会。邓颖超担任了同志会的会长。她慷慨陈词,诉说反动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罪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参加了长征,杨振德留了下来。1935年4月,敌人逮捕了杨振德。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杨振德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气节和政治操守。国民党反动派让她写信给女儿、女婿,让她们脱离**。她除了回答敌人“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以外,还严厉斥责说:“我不干这卑鄙的勾当!思想自由,我哪能劝他们投降呢?如果你们要因此而加罪于我的话,请杀头好了!”反动派拿她没办法,只好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一直到1937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释放她出狱。

    1940年冬,杨振德病逝。邓颖超、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等同志献了花圈,并致祭文: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毋息毋荒。或执教鞭,或施歧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追随革命,不畏风霜。关心国事,无日或忘。”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

    ——苏洵

    一经觉悟就坚决干

    ——陈毅用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教育子女

    1963年,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在学校入了党。陈老总听了很高兴,他让张茜做了十道好菜,向儿子庆贺了一番。一个月内,他又找昊苏作了四次长时间的谈话。

    第一次谈话,陈毅谈了陈家怎样剥削发家,怎样走向没落,地主阶级怎样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势,又谈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他对昊苏说:“我懂事时,陈家已开始没落了,被其他地主看不起,当然陈家不满意,要反抗。但这种反抗同**和无产阶级的反抗不一样,目的还是要向上爬。我就是怀着要争口气的思想,走上留法勤工俭学道路的。”

    第二次、第三次谈话,讲到他是怎样由开始佩服资本主义到相信**,继而投身革命的,讲到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情况和生活艰苦,教育昊苏要在斗争中长知识、长才干。

    最后一次谈话,陈毅主要讲自己革命的经验和体会。他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他认为:觉悟迟早没有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他对吴苏说:“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不动摇,坚决干到底,就更不容易,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望你立志从远,千锤百炼,无负于党和人民。”

    虚荣的人注视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国家的事业。

    ——何塞·马蒂

    狱中教子

    ——徐林侠与爱子小萝卜头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书中有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小萝卜头。他的生活原型叫宋振中。父亲名宋绮云,母亲叫徐林侠。

    徐林侠同志的原名叫徐丽芳,生于1905年,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后到武汉参加江浙党务训练班。1927年3月入党,1928年任**郊县县委妇女部长,10月与宋绮云结婚。

    小萝卜头长到6岁了,还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他经常听妈妈讲爸爸为了革命才坐牢的,爸爸是好人。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牢记着爸爸是为穷人做好事的。一次,他哭着闹着要去看爸爸,看爸爸是个什么样子的。徐林侠利用男牢放风的机会,带他从铁门的空隙中往外看,指着山坡下向女牢方向走过来的一个人说:“你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的人,就是你爸爸。他高高的个子,脸上长满了胡子,比以前瘦多了。”

    小萝卜头看见了爸爸,再也遏止不住心中的激动,竟不顾一切地冲出去,结果被女看守抓住,打了一顿。他实在太想爸爸了。他天真地向妈妈说:“我不怕女看守,我要找爸爸。”他竟动了感情,大哭大闹起来。他推妈妈,拉妈妈的衣服,打妈妈,咬妈妈的手。妈妈的心被揪疼了。可是徐林侠并不责怪儿子,只有疼爱的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

    在艰难的狱中,徐林侠不仅尽力照料孩子的生活,而且想方设法让孩子得到学习的机会。她向看守提出,要让小萝卜头上学读书。这个十分合理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看守的反对:“坐牢还想读书,真是异想天开!”

    徐林侠的要求,得到了难友们的支持。经过反复斗争,最后监狱长让小萝卜头在狱中上学。先由罗世文担任教师;罗世文牺牲后,又由黄显声将军当老师。小萝卜头学习语文、数学,还学外语。徐林侠教育孩子说:“长大了参加革命和建设,没有文化什么也干不好,要刻苦学习。”小萝卜头在妈妈的教育下,不管夏天多热,冬天多冷,他都认真地读呀、写呀、算呀。没有笔,就用小草杆在地上练习。虽然条件恶劣,但他却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使得徐林侠很高兴,也得到狱中叔叔阿姨的夸奖。

    小萝卜头在狱中非常缺乏营养,体质极差,黄显声将军见了很心疼,设法弄来一瓶鱼肝油给孩子补养身子。而好心的徐林侠见葛雅波的独生女儿小碧涛刚入狱吃不下霉米饭,饿得直哭,日渐消瘦,就把这瓶难得的鱼肝油转送给小碧涛,葛雅波说什么也不要。

    徐林侠十分诚挚地说:“我的孩子在狱中已经习惯了苦难生活,你的女儿还未适应,给她吃吧!”

    葛雅波看着又瘦又小的小萝卜头说:“你看他瘦成这样,多需要补养啊!”

    “需要是需要,可现在只有一瓶,给小碧涛吃比较合适。”小萝卜头在一旁接着妈妈的话奶声仍气地说:“对,我是老犯人,不用吃。”最后,葛雅波只好含着热泪接受了。

    1947年10月的一天夜晚,女难友葛雅波带着小女儿出狱了。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

    ——陆游

    往后的日子是他们的

    ——经济学家孙冶方关心子女成长的故事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1908-1983)同志,十分关心对下一代的教育。

    孙冶方没有嫡亲子女,但他对自己亲属中的年轻人却都是那样的关怀、爱护,教育方法循循善诱,令人佩服。

    1978年冬,孙冶方给他的一个正在上大学的晚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你的来信中,根本看不出你像一个挺进科学的勇士,倒像一个跪在神甫前仟悔的宗教徒。来信说,你决心在新的水准上开始坚持走完'人生的余途',这像我70岁老人说的话。你是**所说的'早上**点钟的太阳',怎么能成了'人生的余途'了呢?

    “读你的'夜思',看来你对旧诗还有些修养,但你那种伤感主义或许是从中国封建时代那些访惶歧途的旧文人那里传染来的吧,快丢开这些。你要多读些开朗的、战斗的文学作品……”

    孙冶方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刚出狱不久,身体不好,且又忙着写他的经济专著。他的夫人洪克平总是劝他:“你身体不好,写书就够累的了,怎么尽管孩子们的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四人帮'不仅害了我们这一代,更严重的是害了他们这一代,不管怎么能行呢?我们还能干几天?往后的日子是他们的!”

    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些贡献,是应尽的本分,无可过褒。

    ——孙冶方

    爱国情深——钱伟长的成才之路

    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本世纪初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村子很穷,有一句俗话说:“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这穷苦的生活中挣扎着度日的。他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重维持生计,4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和大叔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四个弟弟。

    幼年的钱伟长就懂得了父母的艰辛。在五六岁时,他就以稚嫩的肩膀承担了部分家庭生活的重担:或到田间地头挑金花菜,或到河沟里捕捞鱼虾……

    7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苦,伟长被迫辍学。

    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县立初级中学的聘请,薪水略有提高。父亲便把他带到无锡求学。先人了工商中学,后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所开办的国家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了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又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

    在这里,他很快培养了对文史的兴趣,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31年,他拿到了一生第一张毕业文凭。随后,他只身到了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不久,他居然同时接到了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去,可钱伟长却坚持要学物理。

    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学物理呢?”钱伟长没有马上回答,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的门口,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民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心里狠狠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想到这里,他满怀歉意地对吴教授说:“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确不如文史,但我觉得学文史救不了中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飞机大炮,是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我想在这方面尽一份力量。”

    吴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的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就学习物理。”

    清华毕业时钱伟长的学习成绩很好,吴有训教授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从此,钱伟长出国深造,国内讲学,努力实践,积极探索,终于登上了尖端科学的高峰。

    爱国心再和对敌人的仇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国心才能导向胜利。

    ——奥斯特洛夫斯基

    在岳飞墓前教子

    ——爱国民主教授费巩教子的故事

    费巩(1905-1945)是我国爱国民主教授。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人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33年在浙江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著有《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1945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岳飞墓是费巩最喜爱去的地方,岳飞那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气节和精神,是他做人的楷模。

    在家里,他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当然是他最崇拜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他要求长子氵襄若每天临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字帖,要他学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有一天,他带氵襄若来到岳飞墓前,就是要用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教育后代,教育他的儿子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

    当他们来到碑廊,看见那一座座石碑和岳飞的手迹时,不禁停住了脚步,凝神细观,那是他们早已熟悉的《满江红》词。望着那龙蛇飞舞、奔放苍劲的手迹,两人不由得吟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声音传出了碑廊,回荡在空中。

    中国是一个多病的、沉睡的巨人,但是当他醒来时,全世界会震动。

    ——拿破仑

    她是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

    ——王渊早慧成才不忘祖国

    美国马萨诸塞州菲利浦高中有个十分漂亮的中国女孩,名叫王渊。玉渊品学兼优,1999年被评为美国总统学者奖候选人。王渊早慧成才的奥秘在哪里呢?

    王渊的父母都是美国博士。父亲王生启被美国空军某科研部门聘为研究员,是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母亲段小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研究员,同时还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高级工程师和材料分析部主任。因贡献突出,她的大幅彩色肖像被永久地挂在公司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但如此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改变他们的中国心。他们从未想过要永远地留在美国,因此也就从未放弃中国籍。他们的中国心也影响了王渊。

    王渊9岁时去美国。她不愿意离开祖国,上飞机时又踢又打,拒不从命。到美国后见到父母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们呵,我是来学英语的,学好了马上就回去。”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飞机载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小姑娘离开了她的这个文明古国,飞翔在北京的上空。她透过机窗,依依不舍地俯览着这片她所熟悉的热土,她面对北京说,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王渊去美国时才开始学习英语,一年以后,她的英语考试成绩便是全年级的尖子。1995年1月,她第一次参加全美七年级SSAT英语考试,便名列全美国同年级组的第一名。她不仅对语言具有一种非凡的掌握能力,数学也学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王渊从不骄傲自满,在同学中永远是那样的温柔和善。要上高中了,王渊准备报考菲利浦高中。菲利浦高中非常有名,被人誉为“部长学校”,美国前总统布什、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主要设计人斯皮策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里等许多高官显贵及科学家,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负责招生的老师初次见到王渊时,曾这样对她说:“你若进其他学校,也许还会保持住优等生的地位。这里录取的可是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学生,你有可能会降为差等生,你是否有这种准备?”王渊当即回答说:“宁肯做大海里的小鱼,也不做池塘中的大鱼。”事实上,这位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玉渊当年便以特别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赢得了该校惟一一个全额奖学金。玉渊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她入校时是校报《菲利浦人》的记者,到高三时,她是该报的执行主编,负责采写、编辑、出版、发行和经营工作。王渊还是菲利浦文学杂志理论版的主编,专门负责撰写时评之类的言论。她还在学校里创立青年政治家俱乐部,并任第一届主席。有一位科学家为玉渊做了测试,发现王渊的智商比常人高。的确,玉渊很聪明,但同学们也都知道,玉渊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身在美国的王渊,时刻不忘祖国,连上街买东西,也专挑中国商品。她对父母说:“连中国人都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买中国货,那谁还会买中国货。”美国中学要求学生选修一门外语,王渊的汉语足以让她交差,她认真地选了西班牙语。她对父母说:“尽管西班牙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不太发达,但西班牙语却十分重要,它是美国的第二大语言,整个南美洲包括墨西哥都讲西班牙语。我学好了西班牙语,加上现有的英语和华语,将来我可以到世界许多地方为国家做事。”父亲开玩笑说:“看来我们王家还要出个中国驻美大使或是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啦!”王渊说:“如果是国家需要,也未尝不可。我的这些同学将来都是美国的精英,他们中间会出市长、州长,说不定还会出总统,如果我将来为国家做外交工作,与他们打交道,看他们敢怎么着。”

    1999年2月上旬,一份来自白宫的文件突然寄到了王渊家,打开一看,竟是白宫总统学者奖委员会发来的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着:祝贺你,你因品学兼优并展现出领袖才能,被评为1999年总统学者奖候选人,请你及时填好所附表格,并于2月26前寄回白宫。对于美国的高中生来说,总统学者奖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该奖设立于1964年,在美国每年200多万高中毕业生中,最多的一次也只有141人获奖。获奖者将在白宫接过美国总统亲手颁发的金牌和证书。拿着通知书,王渊的父母非常高兴,想不到女儿小小年纪,居然也将得到总统颁发的学者奖了。过去,这种奖仅有台湾的孩子得过,每次都在华人圈里引起轰动。父母多么希望女儿能够得到这项大奖,为来自祖国大陆的中国人争光。但是,玉渊已作出决定:不拿这个奖了。为什么?因为通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获奖者必须是美国公民。”王渊对父母说:“我知道这个奖的价值和份量,但若是仅为了这个奖就让我放弃自己的国籍,我不干。”父母急了,说人了美国籍难道就不能爱国了吗?一个人是否爱国,要看他心里是否想着祖国,是否肯为祖国做贡献。离报名时间只差一天了,王渊仍没有动静。父亲急了,打电话到王渊的宿舍:“你这个孩子,太固执了,你这样的人才,中国有千千万万,又不少你一个王渊!”想不到,电话里传来这样的声音:“爸爸,你们平时都是怎样教育我要爱国的?你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不放弃自己的国籍,如今为什么偏要强迫女儿放弃她的国籍?我知道,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王渊只有一个中国!”

    多么可敬的中国心,多么值得称赞的中国女孩!

    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冰心

    以中国人为骄傲

    ——船王董浩云教育儿子董建华的故事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17岁独立闯天下,48岁来香港创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造就了一个以香港为基地、拥有1200万吨巨轮的远洋海运王国——东方海外。60年后,其长子董建华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着父亲留下的这个海运王国,而且秉承父亲的“以中国人为骄傲再创天地”的信念,走上政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届政府首脑,为香港回归祖国及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董建华的成功之路也与董浩云的教子有方密不可分。

    董浩云虽然知名度很高,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之一,但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娇生惯养。

    董浩云共有2子3女,按中国的家庭传统,董浩云培养两个儿子为管理家族事务的接班人,而长子董建华则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5个子女中有4个在香港的贵族学校读书,惟独董建华要人读中文的中学,为的是学好中文。

    董建华13岁在香港进入中学,19岁考入英国利物浦大学机械系。他在利物浦大学学习时,正值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董浩云的船队得到了迅猛扩张,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世界级船王,此时的董建华也随之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富家子弟。当时在欧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常常比高级轿车,比出手阔绰,比穿着时髦,而董浩云则要求董建华过简朴的生活,把心思用在学习上。董建华遵循了父亲的教导——自律、自尊、自强,起居饮食没有一样因为自己是船王的儿子而与众不同。他与普通留学生一样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校园与住所之间,潜心于自己的学业。

    董建华大学毕业后,舆论认为董浩云肯定会安排儿子去美国继续深造,或回香港在董家的海运王国执掌要职,为自己分担经营管理上的压力。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董浩云却要董建华到美国去打工——到通用汽车公司最基层去当一名普通职员。

    董浩云认为,“通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总裁阿尔弗德雷·斯隆创立的现代企业管理原则,也适用于自己的这个国际型的航运企业。他相信,建华在“通用”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另外,董浩云也担心建华的刻苦精神不够,需要磨炼自己的意志,接受生活的挑战,为将来开创新的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董建华听从父亲的安排,在美国勤勤恳恳地干了4年。

    董浩云始终教育儿子要以做中国人为骄傲,这对董建华的影响很大。60年代初,美国社会掀起阵阵种族歧视的恶浪,董建华在美国工作时正赶上了这股恶浪袭来。当时有些旅美华人也受到这种恶劣政治气候的影响,出现自卑感,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宁肯说自己是日本人或新加坡人。而那些拿到“绿卡”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又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些现象对年轻的董建华产生了冲击。为生活与工作方便考虑,董建华曾请求父亲出面为他办一张“绿卡”。董浩云听了非常生气,他对董建华说:“不管给什么籍,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个人没有作为,不管什么籍,都没有人看得起。”父亲坚决不同意为儿子申办美国绿卡。

    董浩云教育董建华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行动更能教育人。董浩云与美国上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美国前任总统卡特、里根、尼克松、福特在人主白宫后,都约请过董浩云共同进餐,个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曾建议董浩云加入美国籍,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

    董浩云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子的私交也不错。英国人也曾经像美国人一样游说董浩云加入英国籍,并授予他爵位和“太平绅士”称号,董浩云也一一婉拒。他私下对朋友说:“拿了外国人的护照,外国人仍然把你当中国人,何不直接以中国人的身份,将来有什么成就,都是中国人的事。”

    “以中国人为骄傲。”这是董浩云的座右铭,也是董建华的座右铭。

    没有祖国,就没有幸福。每个人必须植根于祖国的土壤里。

    ——屠格涅夫

    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爱人民,爱祖国,用心和灵魂为它们服务。

    ——涅克拉索夫

    形影相随血脉承

    ——何贤教育儿子何厚铧爱国爱民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曾用这样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父亲:“他给我们兄弟姐妹留下了物业之外,还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他的子女、家属和后辈,我觉得父亲有几点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支持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家乡的建设。为繁荣祖国经济做过微薄贡献。二、他一贯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关心澳门社会的稳定发展,甚至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促进各界人士的团结。三、他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举凡澳门的爱国活动,以及社会福利、体育、文化等各种活动,他都出钱出力,极力支持。四、他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不记私怨,乐于助人。我怀念我的父亲,我与兄弟姐妹一道要继承他的爱国遗愿,加倍努力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澳门的安定发展做出贡献。”

    何厚铧的父亲何贤,1908年12月生于广东番禺,13岁离乡到广州沙基做杂工,22岁在广州开设鸿记银号,出任经理,事业开始有成。从50年代开始,何贤的业务向多元化发展,并积极支援家乡建设,同时为社会做了大量福利慈善工作。他是全国人大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委员。在澳门,他任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和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何贤的家庭虽不是澳门最富有的家庭,却是澳门最有影响力、最有政治号召力、最得人心的家庭。何贤的教子经也十分值得我们的称赞。

    何贤一生共育有六个儿子和七个女儿。何贤待人虽宽,但对子女却决无放纵之事。他的儿女大部分都在国外读书或生活,何贤对他们一视同仁,经常告诫他们:一是不准他们招惹是非,不以富贵公子小姐招摇过市;二是不准他们到赌场或风花雪月之地;三是要子女们勤奋读书。每个儿女出外留学,何贤都拿出一笔钱,让他们自己去管理,一次挥霍也行,细水长流更好,任其自然,让他们自己学着处理钱财。何贤虽不曾说“钱花光了别回来找我”,更不会许诺“你的钱用完再找我拿”,但是,无论哪个孩子,每每学成回来,都攒下一笔钱交给父亲。何厚铧更是如此,他在加拿大上学,虽然身上有钱,仍坚持半工半读,把做工所得用于读书食宿费用,而把父亲给的钱分文不少地带返家中。这令何贤无比宽慰,逢人便夸:厚铧表现不错,厚铧更不用说,他们都在学业上大有出息,没有让父亲失望。的确,何贤的儿女们在事业上也都很有成就,二儿厚铧和三儿厚荣在香港做生意,女儿楚盈是香港的名医生。在对待儿女们的婚姻问题上,何贤也从不干涉,让他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到结婚时,也不肯大摆筵席。孩子们在国外读书,何贤不肯出国探望。孩子们办喜事,他连酒席乃至茶会都不赞成举行。个中缘由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而是何贤的朋友太多,他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又怕一时有疏忽怠慢了别人。所以,他宁愿再给他们一笔钱旅行结婚,使自己和家人在平静中享受喜悦。

    何厚铧的母亲陈琼对儿子也寄以殷切希望,要求也极高。她也按着中国人爱国爱乡爱民的传统教育儿子,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儿子。陈琼十分热心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她除了在澳门参加社团组织赈灾、扶贫筹款活动外,还十分关心家乡的公益建设。为庆贺番禺儿童福利会成立,她积极参加义演筹款,将所筹得的24万港元和25万元人民币,全部赠予儿童福利会。之后,陈琼又与儿子何厚铧一起回番禺,参观了何贤纪念医院。她了解到这所由丈夫捐建,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业务不断扩大,深感欣慰,乃主动与儿子一道,又捐资59万港元为医院充实设备。

    “形影相随血脉承”。何厚铧承袭了父母亲以慈善为怀、济世为本的高尚品格,多年来,为支援家乡旅游、经济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福利事业陆续解囊,捐赠总额达人民币1170万元。

    何贤的家庭是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柯贤生前对子女也没有多少说教。但是,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影响和教育着子女。特别是何厚铧,他早就立下誓言,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杰,做一个爱国怀乡的中华子孙。何厚铧不负众望,28岁就承袭父业,掌管何氏家业,任澳门大丰银行代总经理。其间,经历了“挤提”风波,创造了一个挽救“大丰”的神话,使今天的“大丰”成为全澳门盈利最高的银行。同时,何厚铧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融入社会,不辞辛劳,广结善缘,化解事端。他的品格和才智,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钦佩。他接连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还有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时,何厚铧被委任为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他被推举为澳门特区行政区长官。

    爱祖国是人类最崇高的爱情。

    ——佚名

    目 录

    □ 编著:祝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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