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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渡海到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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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议我欣然赞同了,他父亲这时候在城里,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特别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很信任我。我已经劝他戒了一个时期的酒,他希望当我们两人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我或许能使他完全戒掉这恶劣的习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未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其间,假如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铺找些工作。但是我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因为希望获得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只有我能做的雕板和各种铅字,同时因为怕勃拉福雇用了我把生意抢去,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几句一时气愤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莱笛斯劝我去,因为在我日常的指导之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这样,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多了,凯谋得到了新泽西的生意,我替它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看到哩!我替纸币雕刻一些花纹和对号,我和凯谋一同到柏林敦跑了一趟,在那里我满意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有一个时期不致破产了。

    在柏林敦我结识了许多新泽西的要人。为了照料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按照法律纸币的印数起见,州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我所结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轮流地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的。由于我曾经读了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较凯谋为高,我猜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殷勤,但是,虽然他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轻视了。老实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不懂得公共生活,爱好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到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某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气。

    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了几乎三个月,到那时候,我已经结识了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撒木耳·部士帖耳,议员爱瑟·皮耳生,约瑟·库柏,和几个斯密司家的人,和测量局长爱瑟·狄考。狄考是一个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他开始是替砖匠运送黏土的,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测量术,到了这时候靠着他自己的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很好的家产,他说:“我预言你不久将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排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裨益,有时我也偶尔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毕生却一贯地重视敬慕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让你知道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让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地影响我未来生命中的大事的。我父母在早年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在我童年时代我受了虔诚的非国教徒的教养。由于在我所读到的各种书籍里我发现对教条有争辩,我自己对于教条中的某几点也先后发生了怀疑,接着,当我还不到十五岁时,我开始对《圣经》本身发生怀疑了。我偶然碰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教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尔演讲中讲道文的大意。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教,它们引证了自然神教信徒的议论,但是这些议论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还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教信徒了。我的议论带引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高令斯和雷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良心地大大地害了我,想到了基夫对我的行为(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佛南和李得小姐的行为,这种行为有时使我十分苦恼,我开始觉得这种教义虽然或许是真的,但是它不十分有益。我的伦敦小册子引用了德莱登的诗作为箴言:

    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

    他的两眼看不到

    上面那权衡一切的秤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上帝的属性,他的无限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到结论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对的,恶与善是一种虚空的区别,根本就没有善恶。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过去曾经一度认为的那样的巧妙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致影响随之而来的全部理论,这原是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常见的。

    渐渐地我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意和廉洁。我写下了我的决心(这决心书还在日记中),要在我的一生中不断地加以实践。《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但是我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动,就说这些行动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做,所以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于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或形势,或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经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在旁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安全地经过了有时我在陌生人中间所陷入的险境,而竟然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的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是在意料中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总算是过得去的。我正当地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保持它。

    我们回到费城之后不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我们跟凯谋讲好了,经他同意,我们离开了他,这时他还没有听到我们开业的计划哩。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就租了下来。为了减轻房租负担(这时候才二十四镑一年,虽然到现在我听说已经到了七十镑了),我们便招了釉工汤麦斯·高德福莱和他的家庭来同住,他们要负担全部租金的一个相当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来不及拆开铅字,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赫司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们这里来。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哩。到这时候我们的现金都已经花在我们必须置办的各式各样的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因为它是我们的初次收益,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的银币。由于我对赫司的感激,我常常乐于帮助那些年轻的刚开业的人,要不然我或许不会这样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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