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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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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来讲,我提出了一个较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夜工作;我也提出一个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密社的同意以后,这一计划就传到各分社去,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没有立刻实行,但是我们在人们的思想上替这一变革做了准备,替几年后通过的那条法律铺平了道路。当那条法律通过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密社宣读,但后来却发表了),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事故和防火须知,并劝人小心火烛。大家认为这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就有三十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合同,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以便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消防队的效用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认为每队应有的适当限额。我们劝他们另外组织一队,他们就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组织起来,直到后来它的数目十分众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现在当我写本文时,我最初建立的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虽然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它还存在着,还是很活跃,虽然第一批队员中,除了我和另外一位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过世了。队员因不出席每月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就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对消防队有用的器械。结果是我猜想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比费城更能迅速地制止刚开始的火灾的了。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早经扑灭了。

    在一七三九年胡飞特牧师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在爱尔兰是一个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们允许他在我们的一些教堂中说教,但是牧师们讨厌他,不久就不准他在他们的教堂里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到旷野里去说教了。千千万万属于各种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说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我看了真有点想不透。他的说教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起了极大的变化,看了令人惊叹不止。他们原先认为宗教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现在看来好像整个世界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沉时,假如有人到城里各处一走,他会听到每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歌。

    因为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计划。这一计划一提出,接受捐款的人一经指定,马上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作为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费用。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与韦斯敏斯德堂相等。建筑工程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在出人意料之外地短促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房地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相信任何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说教时,都可以使用该堂,因为该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要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讲坛,听候他的使用。

    胡飞特先生在离开我们以后,他沿路布道经过各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苦干的刻苦耐劳的庄稼汉,唯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许多人好吃懒做,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住在森林里以后,因为不能胜任开垦砍伐工作,不能忍受一个新开垦地区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以后,胡飞特先生的仁心大受感动,就想要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回到北方的归途中,他宣传推荐这一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因为他的口才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使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很多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去,我就想假如把孤儿院建筑在这里,把小孩子接了来,不是更好吗?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坚持他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以后我偶然有一次听他讲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收一次捐,我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元,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我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他讲得如此动人,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密社的一个社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要收捐,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了。但在讲道快结束时,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附近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去献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有坚强毅力不受传教士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某些胡飞特先生的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作为他自己的报酬,但是我跟他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向来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直到今天我坚决相信他在各种行动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诚实人。我想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人的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的教派。的确,他曾经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他从来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祷告已蒙垂听因而感到快慰。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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