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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公益事业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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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推事的职务我稍稍做了一点。我出了几次庭,我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治安推事的工作,像我这样一点对于习惯法的肤浅知识是不够的,因此我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议员的更重要的任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来儿谈判了,州长送了个咨文给州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中指定几位议员,和参事会中的一部分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定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利斯先生),我们就奉命到卡来儿去,因此会见了印第安人。

    因为印第安人十分好酒,当喝醉了酒时,他们就变得十分爱吵闹,无法无天,不守秩序,所以我们严格地禁止把任何酒类卖给他们。当他们为了禁酒而抱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酒,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大量甜酒。他们答应了,他们也守了约,因为他们买不到酒。谈判进行得很安静,结果也使得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他们要甜酒,我们就给了他们。这是在下午。他们男的女的和小孩一共约有一百人,住在城外临时性的木屋里,木屋排成一个四方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中间人声嘈杂,委员们就跑到城外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在四方形的中央是一个大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着殴打着。在阴暗的篝火的火光之下隐约地看出他们半裸体的淡黑色的身躯,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互相殴打着,口中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喧嚣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寓所去了。在午夜的时候,几个印第安人跑来打雷一样地敲我们寓所的门,要求更多的甜酒,我们没有理睬他们。

    第二天,他们发觉他们错了,他们不该打搅我们,所以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把错误推到甜酒身上,接着他就设法宽宥甜酒,他说:“创造万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种东西有某一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那东西就应当按着这用途来使用。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是呀!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生番,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在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个好友汤麦斯·庞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十分良好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在美洲尚属创举,起初人们还不很了解它,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要实现一个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募捐,人们常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解答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地计划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设法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准备人们的思想。在这种事情上这原是我的一种惯例,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步。

    以后人们的捐款就比前踊跃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州议会若不加以援助,光靠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我们就这样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异议说,这个医院只对城里人有益,因此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多数市民自己是否赞成这个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它受到市民普遍的欢迎,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募得两千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不能兑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建筑在这种情形上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个议案,按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与津贴若干。州议会允许或提出这一议案主要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州议会不喜欢它,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把重要的条款作为一个条件提出,就是说:“兹经本议会决定,当上述捐款人组织起来,选出理事和司库,募集基金若干(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清寒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证明时,上述议长当依法签署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的司库两千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这议案。以后,在向人募捐时,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使人更乐于捐助,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总数不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数目,我们提出要求并获得了政府津贴,这就帮助了我们实现这一计划。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长期的经验证明这一医院是有益的,直到今日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策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照我记忆所及,在当时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是在事后当我想起时,能够如此容易地使我宽宥我自己曾经施行了一个小小的策略。

    约在这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柏特·檀南特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原先是胡飞特先生的信徒。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以后他要我提供给他一张名单,列举从经验中我认为是慷慨好赐、热心公益的人的姓名。我想在他们同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捐了款以后,假如我倒反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的名单。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愿意,”我说,“首先,我劝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钱的人募捐,并把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相信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劝告。他倒真的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是他得到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大得多。用这笔钱他就修建了拱门街的那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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